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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对不起，我忘了。人难免都有健忘的时候呀！’”
我照做了，恩格果然给了我一毛五的小费！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位同事真有一套：他叫别人去冒惹上麻烦的风险。让我去“训练”那家伙养成给小费的习惯。他不明说，却直接指使别人去做。
我的工作还包括清理餐桌。我们的作法是把桌上所有的杯盘堆在桌旁的托盘上，堆得够高时，就把托盘端去厨房，再换个新托盘。这总共需要两个动作：先把旧托盘拿走，再换上新的托盘。但我想：“我要一次就把这两件事做完。”所以我试着在抽出旧托盘的同时，就把新托盘从底下塞进去。结果托盘一滑——哗啦啦！所有东西都掉到地上。接着，自然是一连串的质问：“你在干什么？东西怎么会全砸了？”我怎么可能解释得清楚，我只不过是想发明处理托盘的新方法而已嘛！
餐厅甜点中有一道咖啡蛋糕，端出来时总是放在小碟子上，衬着漂亮的小垫巾。但是如果你到后面厨房去，就会看到负责管理食品的家伙（这家伙过去一定是个矿工，或是做过其他粗活。他身材魁梧，手指粗短结实）。他会拿起粘成一叠、经过某种压花处理的小垫巾，然后用他粗短的手指，试着把一张张的小垫巾分开，放到碟子上。我总是听到他边做边嘀咕：“该死的垫巾！”我觉得很惊讶：
“多么强烈的对比——餐桌旁的客人品尝着放在小碟子垫巾上的精致蛋糕；后面厨房里那个手指粗短的食品管理员却嘀咕着‘该死的小垫巾！’”可见真实的世界与表象的世界有多大的差别！
第一天上工时，另一位管理食品的女士告诉我，通常她会替值夜班的人准备火腿三明治或其他宵夜。我说我喜欢甜点，如果晚餐有剩下来的甜点，就再好不过了。第二天晚上，我值大夜班，侍候那群玩扑克牌的客人。凌晨两点多，我坐着无所事事，正觉得无聊，突然想起有甜点可吃。打开冰箱一看，她居然留了六份甜点给我！有巧克力布丁、蛋糕、果冻，应有尽有！我坐下来把六份甜点吃个精光，真是过瘾！
第二天，她对我说：“我留了份甜点给你……”
“甜点很棒！”我说，“真的都棒极了！”
“但是我留了六份甜点的原因，是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
从此，她都会留六份甜点给我，种类也许不一样，但总是有六份。
有一次，我在柜台当班，有个女孩到餐厅吃饭，把书留在柜台的电话机旁。我瞄了一眼，看到书名是《达芬奇的一生》（the life of leonardo），心想这本书非看不可。后来我跟她把书借来，一口气把它读完。
我睡在旅馆后面的小房间，旅馆里有个麻烦的规矩——离开房间时一定要顺手关灯，但我老是记不住。不过我从达芬奇的书得到灵感，设计了一套由绳子和重物组成的小机关，重物是装满了水的可口可乐罐。我一推开房门，拉绳触动开关，灯便点亮；等我关门时，灯也就熄掉。但是，我真正的“成就”还在后头。
我常常在厨房里帮忙切菜，其中一项工作是把四季豆切成长 1英寸左右的小段。一般的标准动作是一手拿刀，一手拿着两根豆荚，刀刃贴近大拇指往内切豆荚，但这样做一不小心就会切到拇指，而且很慢、很没效率。所以我花了一点心思，想到个好主意。我坐在厨房外的木桌旁边，把一只大碗放在膝盖上，接着将一把锋利的菜刀插在桌面上，刀刃朝下，与桌面成45度角。然后，我左右各放一堆豆荚，一手拿一根，左右开弓，快速挥向刀锋，一段段的四季豆就滑到我膝上的大碗里。
于是我一根接一根地切着四季豆——切！切！切！切切切！每个人都来递豆荚给我，我切得更像风一般快了。
这时老板走过来问：“你在干什么呀？”
我说：“你看我切豆荚的方法！”稍一分神，我把自己的手指推上刀口，立刻血流如注，而且全滴在豆荚上，引起一阵混乱。她不停数落着：“瞧你糟蹋了多少豆子！
怎么会这么笨！”因此，我再没机会改良我的发明了。其实真要改也不难，只要加个护手套就好了。
改革连连碰壁在旅馆的那段日子，我还有另一项发明，但也是差不多的命运。事情是这样的：为了做马铃薯沙拉，我们得把煮熟的马铃薯切成片；煮熟的马铃薯既温又粘，很难对付。
于是我想到，可以在架上并排装上好几把刀子，同时落下，便可以将马铃薯整个切开。想了半天，终于让我想到了用铁丝固定刀架的方法。
我跑到杂货店买刀和铁丝，却看到一个正好符合我所需的小玩意——切蛋器。到了下一次要切马铃薯时，我就把切蛋器拿出来，飞快地把马铃薯切了拿去给厨师。厨师是个德裔大块头，是厨房的龙头老大。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怒气冲天从厨房冲出来大喊：“这些马铃薯是怎么回事？
根本没有切开！”
我已经切好了，但是马铃薯又全粘在一起了。他说：
“我怎么把它们分开？”
“泡在水里。”我提议说。他鼻子里都要喷出火来了：
“泡在水里？呃？”
还有一次，我想到一个真正的好点子。在柜台值班的时候，要负责接听电话。每当有电话进来时，除了电话铃响，电话总机还会有片盖子翻下来，让我们知道是哪一条线路有电话进来。有些时候，我正在帮客人铺牌桌；或是下午没什么电话进来时，在前面阳台闲坐——都离电话总机有段距离，电话却突然响起来。我赶快跑去接，但由于柜台的设计很不理想，你得先跑到很里面，才能绕过柜台，走到后面，看看总机，才知道究竟是哪一条线在响，这得花很多时间。
因此我想到个好主意。我在总机的每个盖子上绑上线，把线绕过柜台面，垂在外面，再在每一条线的末端绑上一张小纸片，电话筒就放在柜台上。这样一来，我不必绕到柜台后面就可以接电话。有电话进来时，我只要注意是哪张纸片在动，就知道是哪个小盖掉下来，也就知道是哪条线路了。重要的是，我可以直接在柜台前面接电话，节省很多时间。当然，我还是得绕到柜台后面的总机那儿去，把电话转进来，但至少我可以先回答“请等一下”，然后再绕到后面去转电话。
我觉得这个设计无懈可击，但是有一天老板进来，想要接电话，却怎么也搞不清楚这个复杂的设计。“这些纸是干嘛的？话筒为什么放在这边？你为什么不……哗啦哗啦……”
我试着向我的姨妈解释其中原因，但是你的姨妈若是个精明的旅馆老板时，你就是有理也说不清了。这件事让我充分了解，在现实世界中，进行改革创新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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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小顽童的成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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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偷了我的门？
在麻省理工学院，所有兄弟会都要举行所谓的“面试会”，每年他们都在这种聚会中吸收新会员。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之前的那个暑假，我也应邀到纽约参加一个名为“费·贝他·得尔塔”（phi beta delta）犹太兄弟会的聚会。那时候，只要是犹太子弟或者在犹太家庭中长大的小孩，根本就没有机会参加其他的兄弟会，其他人根本不会眷顾你。
说实话，我并没有特别期盼和其他犹太同学在一起，犹太兄弟会的那些家伙也不在乎我有多像犹太人。事实上，我根本没什么犹太信仰，更不能算是虔诚的教徒。在这次聚会中，兄弟会的几个家伙问了我一些问题，也给了我一些忠告，例如我应该在大一就参加微积分检定考试，这样就可以免修一些学分等等。事后，我发现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还蛮喜欢在纽约碰到的那几个兄弟会会员，说动我入会的那两个家伙，后来都成为我的室友。
麻省理工另外还有个犹太兄弟会，简称sam（）。他们的点子是让我搭便车到波士顿（麻省理工位于波士顿），然后我可以先借住在兄弟会里。我接受了他们的安排，到了波士顿的第一晚就睡在 sam兄弟会楼上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我往窗外看，正好看到我在纽约认识的那两个家伙。有几个 sam兄弟会会员迎向他们，双方激烈地争辩起来。我朝着窗外大喊：“嘿！我应该是和他们在一起的！”然后就跑出去，完全不晓得双方正在谈判，争取我入会。我对于搭便车这件事没有特别觉得需要感恩，更没有想到别的事情。
书呆子学交际。
费·贝他·得尔塔兄弟会在之前一年，由于内部分裂为两派而几乎瓦解。他们一派人喜欢交际、喜欢跳舞以及在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