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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呀，但我要拿些工具。”其实我什么工具也不需要，但我跑回办公室内，打开我的柜子，把小抄拿出来看：克利斯蒂—35、60。然后随便拿一根螺丝起子，走到克利斯蒂的办公室，把门关上，不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怎么开档案柜的！
几分钟后，我就把柜子打开了，因为我只需要找第一个号码，顶多试20次便找到。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看看杂志，消磨15、20分钟。我不能让其他人觉得这是件很容易的事，否则他们会想到，其中一定有什么诀窍！最后我打开门说：“开了。”
大家以为每次我都是从头开始试的，这是因为上一次示范给史塔尼看的意外事件所造成的印象，我让大家继续那样想。没有人想过，我平常就把他们保险柜后两个密码摸清楚。不过也许因为我经常那样做，他们才没起疑；这有点像赌棍经常有事没事拿着扑克牌一样。
我经常要出差到橡树岭，看看他们生产铀的工厂，有没有安全问题，由于是战争期间，一切总是匆匆忙忙的。
有一个周末我又要到他们那里。星期天那天，包括一名将军、某家公司的副总裁、另外两个大人物，还有我——坐在某个家伙的办公室内，讨论一份报告。报告放在保险柜内，但这家伙突然想到，他根本不知道保险柜的密码，只有秘书才晓得。他打电话到她家，却发现她外出野餐旅行去了。
他一边忙着找他秘书时，我问：“你不介意我看看你的保险柜吧？”
“哈哈——不会介意啦！”我便走到他保险柜那里随便弄弄。
他们继续讨论也许可以开车去找那位秘书；我们的主人则愈来愈尴尬了，因为大家都卡在那里，而他却像个笨瓜般不知道怎样打开保险柜。大家都对他很不满意，气氛愈来愈紧张，忽然之间“卡沥！”——锁打开了。
在１０分钟内，我就打开了装满机密的保险柜了。他们全都瞠目结舌，很显然保险柜并不怎么保险！这个打击太恐怖了。这些“可阅读、不可带走”的高度机密全锁在这个美妙的柜子里，而这家伙只花１０分钟就把它打开了！
当然，我之所以有办法把锁打开，事实上是因为我一看到锁，就有把后两个号码摸出来的习惯。之前一个月，我曾经来过橡树岭，在同一办公室内待过；那次保险柜刚好打开，我则由于习惯成自然，毫无意识地就把密码的后两个数字找出来了。事后我没有把它们记下来，不过我隐隐约约还有印象，于是我首先试40－15，再试15－40，但都不对。然后我试10－45，便把柜子打开了。
人人避而远之
差不多的情形还发生过一次。我写了一份报告，需要橡树岭的一位上校核准。一个周末，我跑到橡树岭见他。
我的报告放在他的保险柜内。其它人用的档案柜，都跟我们在罗沙拉摩斯用的是同一种类；可是他是上校，因此他的档案柜高级多了——它有两层带有大把手的门，把手牵动４只厚３／４英寸的不锈钢锁栓。上校拉开那两扇铜门，把报告拿出来看。我很少有机会看到真正好的保险柜，于是我说：“你读报告的时候，我能不能看看你的保险柜？”
“看吧，”他说，信心满满的，觉得我绝对没法奈它何。我看了其中一扇门的背后，发现数字盘连接到一个小锁上，而这个锁赫然跟我在罗沙拉摩斯档案柜的锁一模一样！同一家公司，同样的小锁栓，不同的是当锁栓掉下去之后，保险柜上的把手可以将一些棍子横移，再透过一堆杠杆的作用，你便能将那些３／４英寸的不锈钢锁栓拉出来。完全出于“专业完美主义”，也为了确定它们是同一种锁，我用同一种手法，取下了密码的后两个数字。
这时候他还在看报告。等他读完后他说：“可以了，报告写得很好。”把报告放在保险柜里，握着巨大的把手，把那巨大的黄铜门关上。当它关上时，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美好，但我知道这一切都只是心理作用，因为它用的还是同一种见鬼的锁。
我忍不住刺他一下（我总喜欢跟那些穿着漂亮制服的军人开玩笑），说：“看你关保险柜的模样，你好像觉得东西放在里面都很安全。”
“当然。”
“你觉得很安全的唯一原因，是一般老百姓称它为‘保险柜’（我特别用“老百姓”这个字眼，让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他被老百姓骗了一样）。”
他火了：“你这什么意思——这不保险吗？”
“好的锁匠在３０分钟内，便可以把它打开。”
“你能在３０分钟内能把它打开吗？”
“我刚刚说‘好的锁匠’。如果是我要45分钟。”
“那么嘛！”他说，“我太太在家等我吃晚饭，但我要留下来看你表演，现在你给我坐下来，我要看着你弄这鬼东西45分钟还打它不开！”他坐在他的大皮椅上，把腿跷在办公桌上，看起书来。
我充满信心，拿了张椅子到保险柜前面坐下，然后装模作样地随便乱转数字盘。
大约 5分钟后——如果你坐在那里干等的话，这已很久了——他开始没耐性了：“怎么了，有什么进展吗？”
还有：“像这种柜子，打不开就是打不开啦。”
我估算再过一两分钟就差不多了，于是开始认真地试。
两分钟后，“卡沥！”门打开了。上校嘴巴张开，眼珠突出。
“上校，”我很严肃地说：“让我告诉你这些锁的毛病：如果任由保险柜的门或档案柜最顶层的抽屉打开，人家很容易就可以找出密码。为了证明其中的危险，当你在看报告时，我就把它找出来了。你应该下令大家在工作时，要把他们的档案柜锁上。这些保险柜敞开时都十分好对付的。”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那真有趣！”从此以后，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了。
下一次到橡树岭时，所有知道我是谁的人见到我，都说：“别从这里过！不要走过来！”原来，上校发了一张问卷，上面问：“上次费曼先生来访时，他有没有来过、靠近过或经过你的办公室？”有人说有，其他说没有。说有的人收到另一则通知：“请更改保险柜密码。”
这就是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了：我就是危险的根源。他们为了我便要把密码全部更改，而更改密码、背诵新密码都是件苦不堪言的事，因此他们都很气我，不想我再靠近他们，害怕等一下又得更改密码。当然，他们在工作时，档案柜的抽屉一如既往，还是开着！
妙贼费曼
我们在罗沙拉摩斯的所有工作成果及记录，都藏在那里的图书馆内。
那是一个很坚固的混凝土房子，门很大、很漂亮，上面装了可以转动的金属锁——就像银行里的金库般。我曾经试过仔细地研究它。我认识那位管理图书馆的小姐，求她让我玩玩那道锁。我简直被它迷住了：那是我看过最大的一把锁！但我发现，我的方法也不管用了，就算门开着，我也没法找出密码的后两个数字。事实上，当我转动数字盘时，我就使锁进入“锁着状态”，锁栓凸了出来，连门也没法关上，直到管理员小姐跑来把锁打开。于是，对那把锁的研究就只能到此为止了，我没有足够时间找出它的原理——那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了。
战后，我到康奈尔大学教书。那一年暑假，我又回到罗沙拉摩斯。因为我有一项研究工作，做到一半时发现必须参考以前写过的一份报告，却记不清其中内容，而这份文件还藏在罗沙拉摩斯的图书馆里。我跑去调阅文件，但图书馆门口有个带枪的士兵在巡逻。那天是星期六，而图书馆在星期六都是不开的。
我突然想起我的好朋友狄霍夫曼，他在解密部门工作。战后军方考虑解除部分文件的机密禁制令，因此他不停地要往返于图书馆及办公室之间，审阅这份文件、审阅那份文件、核对这、核对那，简直要疯掉了！最后他把每份文件——所有关于原子弹的秘密，全都影印了一份——放在自己办公室内，一共有九个档案柜之多。
我跑到他的办公室，灯还亮着，看来有人在那里——也许是他的秘书——刚巧走开了，我只好等一下。我一边等，一边又伸手去转档案柜上的数字盘。我不知道密码的最后两个数字，因为这些档案柜都是在战后才送来的，那时我已离开。我开始想那些教人开锁的书，我想：“我从来都没有把书上说的那些花招放在眼里，也没想过试用一下，但现在不妨试试看能不能用它们的方法，把狄霍夫曼的档案柜打开。”
第一招：秘书因为害怕忘记密码，因此会把数字组合写在什么地方。
我开始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