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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传染性热病一样，由于这位县警官乃好色之徒，看中了村里的大姑娘和小媳妇。不过案子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尽管农民们直截了当地在供词中说县警官的骚劲儿跟雄猫一样，对他防不胜防，有一次他钻进了一户农民家里，被赤条条地轰了出来。当然啦，县警官为他的风流韵事理应受到惩处，只是虱傲村以及好斗村的农民也不该犯上作乱哪，假如他们真地参与了这桩杀人案的话。只是案情并不清楚；县警官是在大路上被发现的，身上的制服或者是常礼服已经碎成破布，面目干脆就辨认不出来了。案子先在地方各级法院审理了一段时间，后来转到了省高级法院，法官们先私下里议论了一下，意见如下：农民中谁具体参与了杀人案，不得而知，要全抓吧，人又太多；德罗比亚日金呢，人既然已经死了，即便官司赢了，对他也好处不多；农民们呢，却还活着，所以官司输赢，对他们至关重要；所以，案子便这样判了：县警官欺压虱傲村和好斗村的百姓，咎由自取；死呢，是他在坐雪橇回家的路上，中风所致。事情好象办得挺周全，但是官员们却不知道为什么竟忽然觉得现在的问题可能就同这些死人有关。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官员先生们的处境本就狼狈不堪，恰在这时省长又同时收到了两封公文。一封的内容如下：根据供词和密报，有一假钞制造者目前以各种化名潜藏于本省境内，务必马上严加搜捕。另一封是邻省省长的公文，内称有一强盗畏罪潜逃，贵省如发现形迹可疑。既无证件又无护照者，务请立即予以拘留。这两封公文把大家弄得心惊胆战。原先的结论和猜测完全被打乱了。当然啦，怎么也不能认为这会跟奇奇科夫有什么关系，可是每个人各自稍加思索之后，都记起来，他们确实还不了解奇奇科夫究竟是个什么人。至于奇奇科夫本人呢，他对自己的来历也含糊其辞。不错，他讲过他从前因为廉洁奉公曾受到迫害，但是这话仍然有点隐晦不清，大家这时还想起来，他甚至还说过他似乎有许多敌人想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大家就进一步推断：这么说，他的生命是在危险之中罗；这么说，他是被通缉的罗；这么说，他一定是干下了什么坏事罗……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固然，不能认为他会制造假钞票，更不能认为他是强盗，……他的相貌很忠顺嘛；可是不管怎么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 僭泵蔷驼庋约禾岢隽吮居&sigma；豢家簿褪撬翟诒臼榈谝徽吕锞吞岢龅奈侍？于是大家决定去找卖给他死农奴的人打听打听，起码弄清这是一笔什么性质的交易，应当把这些死农奴看成什么玩意，问问他是否对谁说明过或者无意中吐露过自己的真正意图，问问他是否对谁提到过自己的真正身份。首要找的是科罗博奇卡，但是所得甚少：她说：他付了十五卢布，他还收购家禽羽毛，还承诺来收购许多别的东西，还说他向公家供应猪油，因此肯定是一个骗子，由于先前也有一个人自称收购家禽羽毛和向公家供应猪油，结果把大家都骗了，还骗去了大司祭太太一百多卢布。她还讲了不少，但是翻来覆去仍是那几句话，官员们只能认为科罗博奇卡只不过是一个头脑糊涂的老太婆。马尼洛夫的答复是：他敢永远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担保，象为自己担保一样，要是能得到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的美德的百分之一，他情愿付出所有家产，他对奇奇科夫倍加赞扬，并且还眯缝着眼睛补充了几点关于友谊的宏论。这几点宏论自然足以说明他的情意绵绵，可是对官员们却未能说明真正的问题。索巴克维奇的答复是：他认为奇奇科夫是一个好人，他卖给他的农奴都是精心挑选的，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活人；可是他不能担保以后会发生的事，要是他们在艰辛的迁徙途中死了，那可就不能怨他了，那是上帝的意旨，而热病和各种致命的疾病世界上很多，甚至整村整村死光的例子也是有的。官员先生们还采用了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虽然不很高明，但也有人偶尔用上一用，那便是通过仆人之间的来往，从侧面去探听一下奇奇科夫的下人，问问他们是否知道主人以往的生活和境遇的细节，但是听到的也不多。从彼得鲁什卡那里他们只嗅到了卧室的臭味儿，从谢利凡嘴里听到的是，老爷原来是一个官员，在海关上当过差，如此而已。这个等级的人有一种非常古怪的习性。如果直截了当地问他什么事，他是从来记不得的，而且永远也听不明白，甚至会干脆回答说不知道。如果问他别的呢，他就会东拉西扯，说起来没有个完，连你知道都不想知道的详情细节也会拉扯出来。官员们调查的结果只揭示了一点，也就是说他们大概无法知道奇奇科夫的身份，而奇奇科夫肯定是有点什么名堂的。最后他们决定彻底议论一下这个问题，起码决定今后应该干什么和怎么干。采取什么措施，判断清楚他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理应作为不良分子拘留和抓起来的坏人呢，还是反过来能把他们大家作为不良分子拘留和抓起来的好人。他们共同商定到警察局长家里聚会共商此事，读者已经知道，警察局长是本市的慈父和恩人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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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聚到读者已经熟悉的本市的慈父和恩人警察局长家里以后，官员们有时间互相指出他们被这些操劳和惊恐弄得甚至瘦了。真的，新总督的任命，以及所收到的如此重要的公函，还有这些莫明其妙的传闻，这一切的确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许多人身上的燕尾服变得明显地肥了。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公证处长也瘦了，医务督察也瘦了，检察长也瘦了，连一个从来没人直呼其姓的什么谢苗。伊万诺维奇……他食指上总戴一只宝石戒指经常给太太们观赏，甚至连他也瘦了。当然，任何地方都有胆量不小。从不丧魂落魄的人，可这种人是绝无仅有的：这里只有邮政局长一人。仅有他一个人没有改变平素那种稳健的性格，而且在诸如此类的场合总要说一句：“我们了解你们这些总督！你们也许如同走马灯一样来去匆匆，但我呢，我的先生，我已稳稳当当地在一个地方坐了三十年啦。”听到这话，别的官员们平常要指出：“你当然好啦，施普列亨。济。德伊奇，伊万。安德烈伊奇；你管邮政，收发邮件；你的毛病大不了是提前半小时让邮局关门，害得来办事的人扑个空；再不就是一个商人在规定的时间以外来寄信，你收取人家一点儿什么；再不就是发错一个不该发的邮件，……干这种工作当然随便谁都会成为圣贤罗。可是倘若有个鬼天天在你手边转，你不想拿，他往你手里塞，那你试试。你当然问题不大，你仅有一个儿子嘛，然而我呢，我老婆普拉斯科维亚。费奥多罗夫娜却那么有福气……一年生一个：不是姑娘便是儿子；你如处在这种境地，老兄，那就该唱别的调儿了。”官员们是这么说的，至于鬼的诱惑究竟能不能抗拒，判断这个问题就不是作者份内的事了。在这次举行的会议上很明显地缺少在俗语中被称为板眼的那种东西。一般来说，我们好象天生不配享受议会制。在我们开的各种会上……从村民大会到各种学术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如果是没有一位首脑主持，那就会乱得一塌胡涂。甚至也难说为什么，看来民族性就是这样的；仅仅为了吃吃喝喝而聚到一起的会……如俱乐部和各种公众场合餐费自理的聚餐会能开好。但是我们却随时都有干一场壮举的愿望。我们心血来潮会象刮一阵风似地创办慈善会。奖励会以及说不上名堂的各种会。宗旨是极好的，但是任何事情都办不成。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尝鼎一脔便感到心满意足，以为一切都已大功告成的缘故吧。比如说，我们操办了一个救济穷人的慈善会，募集来相当可观的一笔款子以后，我们立刻就会为了纪念这种善举而设宴招待市内各种达官贵人，不用说，要用去一半捐款；剩下的那部分捐款呢，马上就会被用去为委员会租一座又有取暖设备又有门房伺候的豪华房舍，最后给穷人仅剩下了五个半卢布，并且在这笔钱的分配问题上，也并不是所有委员的意见都能一致，每个委员都想把自己的什么干亲家塞到救济名单中去。不过眼前这个会性质却截然不同：这会是因为非开不行才开的。问题不涉及什么穷人或旁人，问题涉及每一位官员本人，问题涉及一次对大家具有同等威胁的灾难，因此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