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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锁店这个钟点还关着门呢。那只好跟妇科医生通话了。她知道：现在是清晨六点半。她听到的惟一回答是要她另外一个号码的录音。把电话打到医生家里是不够慎重的。大夫肯定气哼哼地接电话，但是，一切她都不在乎了。
他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卡马格教给她为数不多的有用课程之一就是：如果疾病的闪电打中了你，你应该拿出全部积蓄来制止病情加重。啊，卡马格！如果给他打电话，会怎么样？有什么用处呢？难道他没有揍过她吗？难道不是他使近日来在报社里备受磨难吗？恩索。马埃斯特罗也不可靠：卡马格和恩索是由同一个传动轴承驱动的两个车轮。
雷伊娜哀求道：“大夫，请回话！请回话！”终于有人接电话了。雷伊娜急忙连连道歉。“如果事情不严重，就不会打搅您了。”医生问道：“有多严重？”口气不大相信。“有人在我自己家里把我强奸了，您想想这有多可怕吧？”
医生是个多疑的人：说起话来，那声音仿佛穿着带有护领的外科手术衣、戴着灭菌手套以及一个把声音扭曲成便秘时费力“吭哧”的口罩。大夫说：“或许咱们应该报警。是不是你已经报案了？”雷伊娜回答说：“发生这样紧急的事情，大夫，您是我惟一可以信任的人。您怎么能劝我去报警呢？您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生活在奥斯陆（奥斯陆，挪威王国首都。以自然环境优美，社会治安良好闻名于世。）？您知道在这里如果一个妇女说出我抱怨的事情，那会怎么样吗？我绝对不去警察局。您愿意接待我吗？不然我就请别人了。”“您去浦里穆。英特尔。巴雷斯化验室去吧！”医生口气自然地回答道，好像患者的愤怒就是他生活的组成部分一样。“我打电话过去，让他们给您验血，化验阴道黏液。
今天我们不能知道您是不是已经感染；但是，雷米丝小姐，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您看过没有？是不是有虱病？“没有，雷伊娜没有仔细看看。她也没有触摸疼痛的地方：她只是看看有没有受伤，然后用海绵擦洗。她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虱病。医生解释说：”就是虱子，是阴虱。“雷伊娜惊叫道：”我的上帝啊！我来看看。是的。这里有东西，样子在动弹。“医生安慰她说：”别担心！那是寄生虫，很容易消灭的。去化验之后，请到我诊所来！从九点起，我等着您。如果您愿意避开警察，咱们就不报案；但是，这可不够慎重。您是一位记者，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严厉揭露性的文章。您受到的这种袭击可能还会重演。“雷伊娜让电脑跟英特网连接着，等待赫尔曼的回音。
七点半，电话铃响了；她急忙向电话跑去，一面拍打着膝盖。
一听声音，她就泄气了：是母亲，过错感迫使老人来电话。
母亲说：“雷伊娜，你看看你闹的这个事情。自从你打来电话以后，我和你爸爸就没有合眼。现在还需要我去你那里吗？”
“不要了，妈妈。问题解决了。谢谢。”
“瞧见没有？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嘛！”
“没有，没有那么严重。对不起吵醒您了。”
“能说说发生什么事情啦？”
“一件傻事。妈妈。工作纠纷。”
“如果你再发生类似事件，等一等再打电话。雷伊娜，你知道如果我和你父亲的睡眠少于十小时，我们这一天就毁啦。”
“明白了，妈妈。我说过了：对不起。”
“我常说，干吗要醒过来呢！这个世界只有丑恶和痛苦，痛苦和丑恶。”
黎明冷得像冰；但是太阳刚一出来，气温迅速上升，万象更新。可是，对雷伊娜来说，太阳总是悲伤的预兆，不是万物开始、迎接生命的迹象，而是相反：万物随时会结束的证明。她慢慢地穿上衣服，随时等待着电话铃响起来。穿衣的动作让她感到脊背、脖子、关节疼痛；她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阴道的灼热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身体受到的其他伤害却没有道理：她哪里也没有发现挨打的迹象或者青肿的痕迹。打开电视机以后，她发觉今天并不是她想的那一天。她浪费了二十四小时，可又不知道怎么浪费的；她陷入了一场噩梦之中，或许到现在仍然在梦里呢；可能永远无法离开这个堕入其中又纠缠不清的黑暗了。她听见记忆中的什么地方在“嗡嗡”响，找不到，又躲不开，好像是个记忆中的蜂房正慢慢打开，成千上万的工蜂不停地劳作着。这是某种疾病的种子在颤动，在成长，是一只凶狠的蜂王，它飞得越高，死得越痛苦。
她喝水，喝了又喝，仍然不解渴。她盼望赫尔曼早点醒来，快快回信，因此磨蹭到八点一刻才出门去化验室。她可真傻啊！她没有意识到波哥大比布宜诺斯艾利斯早两个小时天亮；赫尔曼有可能一直工作到黎明。更糟糕的是他出差了。但是这不可能。如果雷伊娜没有算错，明天两人应该在里约相会；他不可能同时飞往两个方向。除非他提前行动了，那么现在已经到了巴西，正在等候她呢；可如果是这样，他一定会打电话给她的。电话录音里只有斯卡迪的呼叫，责备她为什么不去上班；还有恩索。马埃斯特罗有礼貌的提醒：“哎呀，小姑娘，小姑娘，你钻到哪里去了？”
无论化验室还是妇科医生都证实了她担心的事情：袭击她的男子患有各种性病。
四周到六周之后才可能告诉她是否是hiv 阳性反应。通常情况下，发病在先，病象在后。
医生给她开了抗生素胶囊；从现在开始——医生强调说：马上！——雷伊娜必须服用抗艾滋病的鸡尾酒式的药物。
医生提醒她说：“您可能会有继发性反应：贫血、焦虑、低烧。”
“今天晚上我得去里约。”雷伊娜说道。
“想都不要想！几个月之内，您必须忘记旅行的事情。
您需要有人在旁边照顾。您发生的事情是严重的。““大夫，有人在里约等着我呢。他飞了几千公里要看我啊。”
“既然他能去里约，那就能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很有可能我们必须多次进行化验。”
“如果不管怎样我去旅行呢，那能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我不能猜测。雷米丝小姐，您遭受到的性侵犯来自一个病重的人。
您想想会有怎样的后果吧。”
“这事还要拖延多长时间？”
“幸运的话，还要几个月。”
“我从来不走运。这样的话，要多长时间？”
“也许一辈子。”
她恨那套单元房，现在她得回去。她恨楼梯的镀铬栏杆、静悄悄的电梯、死尸一样灰白的墙壁、冷冰冰的房间、镜子。她恨楼下街道空旷的气氛、平安无事的黑夜压迫，只有不幸除外。她可以呆在大草原的露天里，一切都比这座城市的核心来得纯洁；城里的白天有一种实际的生命活力，夜里是真正死亡的压力。但是，她现在不能离去。她也没有地方可去。母亲会对她说：“我们为了照顾你、教育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你怎么能这么想呢？难道我们的家不也是你的家？难道你不喜欢礼拜天跟你父亲去农场？不喜欢骑上那匹专门为你喂养的枣红马？”雷伊娜一想到回老家，她就害怕起来，其恐惧程度超过疾病和贫困：不能独立自主，回归到少女状态，回到一切都要顺从的修道院去，回到遵守女院长的严厉规矩的生活去。平坦的天空之上，惟一的主宰者是上帝。思想自由之火熄灭了：不许思考什么孪生的救世主；不许思考一个根据女性原则创造的世界；不许思考穷人终将战胜有权有势的人们。
没有自由，就只剩下了不满与不幸；她不再是她做主，而是一切服从母亲。不行！
必须赶紧回那个她仇恨的单元房去，因为就在那个她很想摧毁和烧掉的床边，有电话；赫尔曼会打来的，如果他还没有打过来的话。
录音电话上的小灯表明没有信息。雷伊娜拿起话筒检查一下线路是不是正常；她不耐烦地拨了113 ，里面有个单调的声音播报着时间的呼吸：十一点，十六分，四十秒。出什么事情了吗？难道赫尔曼还在睡觉？应该坚持打下去。
差不多就在两天前她和他还按计划顺畅地交谈过呢。再打一次，另一端，电话机愤怒地跳起来。她对着话筒说道：“亲爱的，亲爱的，”她感到声音悄悄在颤动，呼出一口气，镇定一下。她说：“我在家里，等着你给我打电话。我不能去里约了。
听清楚了没有？我去不成。相反，如果咱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面，那会让我非常快活。我需要你。我爱你。”
她刚挂上电话，有人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