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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确实认出了他，正在这时他却转过身，弯下腰，摆弄起他的黑裤子，只见他笨拙地卷起垂在鞋上的裤腿，然后夹着雨伞，急匆匆地跑了。我赶紧跟着跑上去，赶上了他，并向他点头示意，然而他却露出一副认不出我的样子。
“今天没有消遣活动？”我问道，试图做得随便些，就像一些秘密的知情人互相示意那样，一边还向他睡眼睛。可是，自从我熟悉了这种面部表情，由于我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我几乎已经很久不会说话了。我自己都感觉到，我只是做了一个愚蠢的鬼脸。
“晚间消遣？”那人嘟哝了一句，莫名其妙地看着我。“如果您需要的话。就到黑老鹰酒家去吧，老兄。”
说真的，这一来，他是否就是那个人，我倒没有把握了。我很失望，继续走我的路。我不知道上哪里去，漫天目的，没有追求，没有义务。生活有一股苦味，我觉得，许久以来厌世的感觉日益厉害，达到了顶峰，生活把我推开并抛弃了。我发疯似地在灰色城市里乱跑，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有一股潮湿的泥土味，有一股坟墓的味道。可不能让这些秃鹰站在我的墓旁，这些穿袈裟发一通伤感议论的秃鹰！啊，不管我往哪里看，往哪里想，等待我的没有一丝欢乐，没有一声呼唤，哪里也感受不到一点诱人的东西，一切的一切都发出一股损耗的腐朽的臭味，发出腐烂的、似乎满意又不满意的臭气，一切都陈旧、枯黄、发灰、松弛、耗竭了。亲爱的上帝，怎么会这样的呢？我原先本是一个虎虎有生气的青年，诗人，艺术之友，漫游世界的人，热情洋溢的理想主义者，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找麻木了，我恨自己，根所有的人，一切感觉都迟钝了，我感到一种使人恼火的深深的厌恶，我陷进了心胸空虚和绝望的泥坑，然而这一切是怎样慢慢地、悄悄地来到我身上的呢？
我经过图书馆时，遇见一位年轻的教授。以前，我曾经和他谈过几次活，我几年前最后一次在这个城市逗留时，还曾多次到他的住宅拜访，和他讨论东方神话。当时我在这一带忙得很。这位学者腰杆挺得直直的向我走来，他眼睛有点近视，我正要从他身旁走过去，他才认出我。他非常热情地朝我迎过来，我当时心境不佳，对他此举并不怎样感激。他很高兴，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让我回忆我们当时几次谈话的细节。他还向我表示，他有很多地方要归功于我的启发，他常常想念我；说，从那以后，他和同事们的讨论，还从来没有得到过那么多的启发，那么多的收获。他问我在这个城市待了多久了（我撒谎说：才几天），我为什么不去拜访他。我看着这位文质彬彬的男子，看着他那张聪慧善良的脸，觉得这场戏未免可笑，但是我却像一条饿狗那样享受这一小块地方的温暖，这一点儿爱，这小小的赞许、荒原狼哈里感动地撇嘴一笑，他干渴的喉咙里沙出了唾液，伤感违背他的意志征服了他。于是，我忙着微起说来，我对他说。我只是为了研究暂时在这里，而且身感不适，否则我早就去看他了。他恳切邀请我今晚到他家宝，我很感激地接受了邀请，并请他向他夫人致意。我说话微笑时，感到两颊疼痛，我的脸颊已经不习惯这样紧张的活动了。正当我——里·哈勒尔——站在街上，对这意外的相遇感到惊讶，受到别人的奉承心里美滋滋的很有礼貌、很热心地看着那位和蔼可亲的男子，看着他那近视的眼睛，和善的险时，仿佛另一个哈里就站在旁边，同样拧笑着站在那里，心里想，我这个兄弟多么奇怪、多么糊涂、多么会说谎，两分钟以前，他还痛恨这个可恶已极的世界，还呲牙咧嘴地向它挥拳头呢。而现在，一位可尊敬的老实人叫了他一声，很平常地向他打了个招呼，他就感激涕零，欣然领受，高兴得像一只满地打滚的小猪崽似的，陶醉在那一点点善意、尊重与亲切之中。两个哈里——两个一点不讨人喜爱的人——在文质彬彬的教授前面，他们俩互相嘲讽，互相观察，互相吐唾沫，像以往在这种情况时那样，他们都在想：这也许是人的愚蠢和弱点之处，是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抑或是一种伤感的个人主义，是没有个性没有主见、感情的污秽和分裂的特性，它们只是他个人的、荒原狼式的特性。如果这种卑鄙龌龊的事是每个人都有的，那么我就可以蔑视世界，重新向这些坏事大力冲击二。如果这只是我个人的弱点，那我就有理由放纵地蔑视自己。
两个哈里一吵，教授就几乎给忘了；突然，我讨厌他了，我赶忙摆脱开他。”我久久地看他怎样迈着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信徒的善良而有些可笑的步伐，沿着光秃的大道逐渐远去。我的内心掀起了一场大战，我机械地反复屈伸僵硬的手指，与暗地里使人疼痛的痛风病搏斗着，我不得不承认，我受骗上当了，我已经接受了七点半去吃饭的邀请，这样，、就把这次邀请连同一切客套的繁文缛节、科学的闲谈、对他人家庭幸福的观察全都承担了下来。我恼火地回到家里，把白兰地和水掺和到一起，就着水酒吃下镇痛药，然后躺到长沙发上看书。我终于读了一会儿《索菲氏梅默尔——萨克森游记》，这是一本十八世纪的图书，写得十分动人，突然我又想起教授的邀请，我还没有刮脸，还得穿衣服。天烧得，我为什么这样跟自己过不去！哈里。起来吧，放下书本，抹上肥皂，把下巴刮得血淋淋的，穿上衣服，去享受与人打交道的乐趣吧！我一边擦肥皂，一边想起墓地上的那个肮脏的土穴，今天，一位不认识的死者被放进这个墓穴。我也想起那些基督徒兄弟姊妹感到无聊而紧皱着的脸，可是我却笑不出来。那里，在那肮脏的默士墓穴里，在牧师发表愚蠢而令人难堪的演说时，在送葬人又笨又窘的表情里，在所有这些铁皮、大理石的十字架和墓碑构成的不能给人以慰藉的景象里，在所有那些铁丝或玻璃做的假花里，我觉得，不仅那位陌生人在那里结束了他的一生，不仅我明后天会在那里结束我的一生，在送葬人的窘态和谎言中我会被草草埋进土穴里；世上的一切都会这样结束，我们的全部追求，我们的全部文化，我们的全部信仰，我们的全部生活乐趣，所有这一切都已病入膏肓，很快就会被埋葬到那里。墓地就是我们的全部文化，在那里，耶稣基督和苏格拉底，莫扎特和海顿，但丁和歌德都只不过是刻在锈迹斑斑的铁板上的黯然失色的名字，四周站着那些窘态百出、说谎骗人的致哀人，如果他们还能相信这些一度非常神圣的铁板，他们一定会付出很高的代价，如果他们对这已经灭亡的世界哪怕能认真地说一句公平话，表示哀悼和绝望，那么他们一定会付出很高的代价，可是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知所措地狞笑着，在墓旁站立。我恼火地搔破下巴那块老伤口，并用盐水烧灼了一会儿，接着又把戴了不久的干净领子换下。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对赴约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但是，哈里身上的某一小部分又逢场作戏起来，称教授为可亲可爱的人，渴望闻到一点人的气味，渴望与人往来，一起谈天说地，回忆起教授的漂亮夫人，认为到友好的人家消磨一个晚上的想法从根本上说是振奋人心的。凡此种种促使我在下巴上贴了一张药膏，促使我穿上衣服，结上一条雅致的领带，我对自己好言相劝，打消了留在家里的愿望。同时我想，我违心地穿上衣服，出门拜访一位教授，跟他互换或多或少是骗人的假殷勤，我想，大多数人也都像我一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被迫违心做事，违心生活，违心行动，他们探亲访友，聊天交谈，到机关上班办公，做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被迫的、机械的、不是心甘情愿的，这些事情也可以由机器做，也可以根本不做；正是这种永远运转不休的机械妨碍他们——如同妨碍我一样——批判地看待自己的生活，妨碍他们看清并感觉这种生活的愚蠢、浅薄、可疑、毫无希望的悲哀和空虚。噢，他们是对的，这些人完全正确，他们就这样生活，演戏，追名逐利。而不像我这种脱离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