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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进攻。李自成事先对清军入关毫无所知，加上连日作战，李军士气已处于再而衰的境地，虽然拼命搏战，最终抵挡不住清、吴两军的联合攻击，遭到严重的损失，“积尸相枕，弥满大野”。农民军失利后，李自成被迫率余众西走。决定三方命运的山海关之战，以清吴联军的胜利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
清军入关后，由于强制推行剃头等政策，使得许多地方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掀起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反对清朝统治的抗清斗争，其中以历史上的“扬州十史可法像日”和“嘉定三屠”最为典型。事实上，这两个历史事件一向也被并列为是满清入关后的两大暴行，甚至作为汉民族的灾难和耻辱被长久地记忆在人们内心深处。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崇祯皇帝的从兄、福王朱由崧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的拥戴下，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史称南明弘光政权。弘光政权内部，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等与东林党人斗争不已。而就在南明弘光政权内部互相攻战不已之时，清军却不断加快了南进步伐。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清军从归德分两路向南进攻，一路指亳州，一路指徐州。四月十五日，清军围困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清军乘机诱降，史可法严词拒绝。清军主帅、豫王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清军攻城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历时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壮烈牺牲。城破时史史可法墨迹可法被俘，多铎劝他归降，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
清军占领扬州以后，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十日不封刀”。于是，清军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明人王秀楚依据亲身经历写的《扬州十日记》记载，清军在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五日对扬州人民大加杀戮，死亡八十余万，昔日繁华都市顿成一片废墟，江南名镇一夜之间成了人间地狱，后人称之为“扬州十日”。
清军占领扬州后，很快破镇江，取瓜州，直至南京，守卫南京的二三十万官军纷纷降清。五月，清军顺利进入南京，弘光帝逃到芜湖，很快就成为俘虏并被押解至北京后处死。马士英、阮大铖逃到杭州，来不及逃跑的许多南明官僚，都卖身投靠清王朝。
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严重伤害江南百姓的民族感情，于是大江南北的各地人民纷纷起来抗清，其中以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最为惊心动魄、可歌可泣，史称“嘉定三屠”。
闰六月十三日，清政府“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清嘉定知县强制剃发，使起义顿时爆发。城郊居民一呼而起，打败来剿清军。当地民众公推黄淳耀、侯峒曾出面领导抗清。投降清军的明朝领将李成栋率清兵猛攻，城中居民冒雨奋战，坚守不屈。清军用大炮轰城，始得攻入。侯峒曾投河而死，黄淳耀自缢，但是城中无一人投降。
《嘉定屠城纪略》封面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又一次展开了血腥的大屠杀。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与此同时，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此为嘉定第一屠。
但是，杀戮的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清兵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五十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占领并控制了嘉定，但最终又被清军再次镇压下去。由于嘉定城内居民闻风逃亡，所以这一次清军屠杀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民间炊烟断绝”。“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乃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清兵拥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嘉定城再遭浩劫。除平息吴之番的造反外，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清兵所杀，此为嘉定第三屠。
经过“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残酷杀戮后，清军很快进入浙江，占领了杭州、嘉兴、湖州等地，为以后占领南方各地奠定了基础。尽管“嘉定三屠”中众多民众惨遭屠杀，但却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据历史记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亡者达二万余人，实属难能可贵。
孙可望与李定国（1）
孙可望，又名孙朝宗，本名可旺，小名旺儿，陕西延长人（一说陕西米脂人），身材高大，生就一张红铜脸，年轻时膂力过人，能左右开弓，骁勇善战，虽不识文，却颇具聪明才智，并善于用兵，号称“一堵墙”，加入农民起义军后，深受了大西政权领袖张献忠的喜爱，被认作义子，封为平东将军。
李定国，字宁宇，陕西榆林人（一说陕西绥德人），出身贫寒，十岁时投奔张献忠农民起义军，转战于四川、湖北等地。李定国少年英武，人称“万人敌”、“小尉迟”，临阵必披坚执锐，屡立战功，二十四岁时，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三人一起被张献忠收为义子，并被封为安西将军，地位仅次于孙可望。
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朝派兵进入四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不幸战死，大西军数十万众溃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在危难中收集残部数千人，由顺庆（今南充市）急速南下，一昼夜驰数百里，保存了部分有生力量。十二月，到达重庆江北，南明总兵曾英率兵阻击。在“绝粒既十余日”的情况下，孙可望、李定国等鼓动部下发扬艰苦卓绝的勇气抢渡长江，终于杀死曾英，十几万残明军顷刻瓦解。大西军开始从逆境中发展起来，并向贵州进军。
清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大西军连克贵阳、定番州、永宁州。在贵阳，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对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策略进行了商讨。孙可望主张向岭南发展，在沿海与清军周旋，李定国则主“复明”。孙、李两人争执不下，李定国拔出战刀自刺抗争，众将领也一致表示同意联明抗清，孙可望只得收回己见，四将军设坛盟誓：“复本姓，尊可望，受约束”，联明抗清之势开始形成。
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叛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由于副将龙在田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告知：“假大义来讨，全省可定也。”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认为这是扩大农民军辖地的好机会，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沙定洲闻讯，惊恐万状，弃昆明南逃。四月，大西军开进昆明，各族人民争相欢迎。八月，四将军在昆明共同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
随着个人地位的提高，孙可望的野心逐渐膨胀。明朝原御史任僎，投其所好，建议孙可望称帝，李定国等不同意。孙可望便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压服李定国，树立个人权威。清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初一，各部队同赴演武场集合，李定国部先入武场，军中按惯例放礼炮，升帅旗。孙可望指责李定国目中无他，发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为防止分裂，听从白文选劝告勉强同意受责，诸将求情才被杖责五十军棍。从此，两人矛盾公开化。
清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孙可望派杨畏知为正使，与南明永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