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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撇腿翅头炕案东厂设置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当时虽然已经有锦衣卫，但因由外官掌管，皇帝仍然放心不下。为了更便于控制监视百官，需要另设一个特务机关，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起初直接受明成祖指挥，后来统辖权转移到宦官手中，成为由宦官控制的特务机构。东厂的首领称掌印太监，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东厂的职责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事，采用特务手段，在全国组成了恐怖的特务统治网。东厂的下属吏员由锦衣卫内拨给，其权势在锦衣卫之上。锦衣卫有权侦查一切官民，而东厂除此以外还可侦查锦衣卫。在东厂的堂上，挂着“朝廷心腹”的大匾，充分表明了东厂的重要地位和深受皇帝宠信的程度。
东厂的设置集中反映了朱棣对宦官的依赖心理。因为朱棣是篡得天下的，建文帝朝的大臣与朱棣之间各自都怀有戒心，但朱棣又不能尽杀建文时的大臣，便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厂，来侦察百官动向。东厂的性质很明确，第一，和其他宦官机构一样，是皇帝的“家臣”；第二，和其他宦官机构不同，从一开始职掌就在宫闱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朱棣的世系已被接受为正统，已经取得了“政治合法性”之后，作为特务机关的东厂不但没有被取消，其权限反而不断扩大。
东厂的权势不断扩展，不但在一般百姓中，即使在文武官僚中，也形成了一股威慑力量。据说，远州僻壤的官民，看到衣着豪华，骑优良马匹，操京师口音者，争相躲避。明朝的宦官专权，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了东厂的威慑力量。
西厂设立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西厂的权力和人数都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城至全国各地。太监汪直任西厂提督。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地罗织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多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汪直趁机陷害朝中的正直之士，培植同党，并用锦衣卫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汪直每次外出，皆前呼后拥，随从众多，公卿大夫都要绕道回避。三品以上的京官大臣，汪直都敢擅自抄家审问。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一震，于是撤销西厂。成化十三年（1477年）六月，宪宗又下诏恢复西厂，汪直从此更为嚣张，手下缇骑人数超过东厂一倍，势力远在东厂之上。而此时，从前弹劾汪直的兵部尚书项忠被革官为民，大学士商辂害怕西厂打击报复，请求告老还乡，宪宗给予批准。从此，西厂的势力更大，缇骑校尉遍布大江南北，连民间斗鸡骂狗之琐屑小事，也常被牵连重罚，弄得民心惶惶，连皇亲国戚都不敢得罪西厂。成化十八年（1782年）三月，宪宗以东、西二厂不宜并立为由，关闭了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皇家特务机关：锦衣卫与东西厂（2）
明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恢复了西厂，又设内行厂，由他直接指挥，以监视其他的官员为业。连锦衣卫、东厂、西厂也在内行厂监视之列。刘瑾被诛之后，内行厂撤销。
宦官擅权的始作俑者王振
王振（？～1449），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一说北直隶宣府（今河北宣化）人。永乐时入宫为宦官。宣宗时曾在内书堂读书，并在英宗为太子时侍奉东宫。王振与明英宗的关系非比寻常，他是伺候英宗的贴身太监，由于当时英宗年龄太小，难免贪玩，王振便常常投其所好陪他一起玩耍，因而他又是英宗最亲近的朋友。由于王振曾经读过一些书（这在当时的太监中是不多见的），因此在玩乐之余还教英宗念书，可以称得上是英宗的启蒙老师，英宗很尊敬他，总称他为王先生。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年仅9岁的英宗即位，英宗自然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英宗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英宗即位后，很自然地要重用自己喜爱的王振，让王振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
王振是明代宦官专权的始作俑者。与其他太监不同的是，王振在内书堂念过书，是个“文人型”宦官，这是他独具的优势，所以在专权过程中，在如何控制皇帝、如何解除太后对他的防范、如何超越内阁对他的钳制等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手腕和伎俩。
太皇太后张氏贤明有德，她看到王振逐渐有抓权揽政的迹象，害怕前朝宦官专政的历史重演而断送大明江山，一再提醒英宗严防宦官专政，并差点杀了王振，只因英宗苦苦求情，才饶了王振性命。
正统五年（1440年），辅政阁臣杨荣病故。两年后，太皇太后也病故。阁臣杨士奇因儿子杨程杀人，心忧染病，不再上朝，硕果仅存的杨溥也因年事已高，不再过问政事。新选入阁的大臣马愉、陈循等人，因为资历轻浅，难以左右朝中局势。王振擅权的障碍都已不复存在。此时，16岁的英宗办事缺少主见，只有事事依从王振。
智化寺山门（寺内曾供奉王振塑像）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以求高升。一次，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王振看到王佑没有留当时非常流行的胡须，就问他：“你怎么没有胡须啊？”王佑不加思索地朗声回答：“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这一句话使王振哈哈大笑，爽快地答应收下这个干儿子，并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此后，王佑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当然，也有刚正不阿的。巡抚山西、河南的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他的同僚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说：“我带有两袖清风！”这就是“两袖清风”的来历。
王振此时几乎完全控制了英宗，肆无忌惮。宫门口那块高三尺，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立，这一祖训一直被王振视为心头之患。太皇太后死后不久，王振便命人摘去铁牌，去掉了这把高悬于其头顶的利剑。
王振把持朝政，心狠手毒又诡计多端，擅权之后，大肆安插亲信，残害忠良，在朝内逐渐组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集团，其势力不断扩张。王振及其亲信大肆收受贿赂，购置良田美宅。而昏庸的英宗竟然更加重用王振，一时间，朝廷内外乌云密布，百官庶民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北方蒙古族瓦刺部进犯边境，好大喜功的王振极力怂恿英宗亲征。但王振不会打仗，屡战屡败，明朝大军在大同受阻，不得不紧急撤回。当大军逃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境内）时，与追上来的瓦刺军遭遇，一场激战，明朝50万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损失骡马20多万匹，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英宗被俘。在混乱中，王振被英宗护卫将军樊忠一锤击毙。
土木堡之变是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皇太后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鉴等人历数王振之罪，请求诛杀王振家族及其死党，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王振的死党马顺、毛贵和王长被愤怒的群臣当场打死，其尸体被悬于东安门外示众，王振的另一爪牙王山也被凌迟处死。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在被没收的王振的财产中，有金银60余库，珊瑚六七尺者20余株。
“南宫复辟”的总策划曹吉祥
曹吉祥（？～1461年），滦州（今河北滦县）人。在英宗登基之前，即入宫为宦，已有家室，“净身”原因不详。曹吉祥入宫当宦官后一直在王振手下，依附于这个权倾当朝的大宦官。“土木堡之变”中王振被杀，之后，王振的同党马顺、毛贵和王长也被群臣除掉。由于曹吉祥奸滑、刁钻，蒙蔽了朝野上下，在清理王振及其余孽的运动中逃过一劫，并很快成为王振之后又一个横行一时的弄权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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