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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小就养成了吃苦的习惯，虽然后来坐上了皇位，但深知奢侈之风不可开，故对自己要求一直很严格。他一生谨言慎行，很少接近娱乐歌舞，不看戏听曲，更无酣酒夜饮的习惯。唯一的嗜好就是下棋，以此调节过重的脑力劳动。他一般不款待群臣，也不设宴席，就是设宴席也极其简朴。据说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后，设宴款待开国元勋，每人席上也只有一碟炒猪肉、一碗炖山羊肉、几样蔬菜、一壶水酒而已。
壮志未酬失帝位 不知所终千古谜（1）
壮志未酬失帝位不知所终千古谜——明惠帝朱允
明惠帝朱允炆像明惠帝朱允炆（1377～？）是明朝历史上的第二位皇帝，其父朱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子，早年立为太子，不幸中年早逝。朱元璋按封建礼法传统，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后，年仅21岁的朱允炆继位，改年号建文，故史称“建文帝”。四年后，朱允炆的亲四叔、燕王朱棣率兵攻入京城，情急之下，朱允炆一把火烧了皇宫，他仅有的四年帝王之旅遂告结束，可谓“壮志未酬”，其生死也成为千古之谜。尽管如此，朱允炆作为一个主张“仁义化民”、“仁德治国”且颇富人性的皇帝，仍然常为后人追记。
“仁明孝友”的建文帝朱允炆出生于洪武十年（1377年）十二月五日，自幼聪慧好学，仁义孝顺。其父皇太子朱标辅佐朱元璋处理公务时，由于其本性仁厚，“于刑狱多所减省”，救回不少人命，惹得天性好杀的朱元璋很不高兴。朱允炆为皇太孙时，辅佐老皇帝处理朝务，也“复佐以宽大”。由于当时武臣谋士几乎被朱元璋杀光了，加上“隔代亲”的感情，朱元璋没有再对孙子发怒，一直“龙心甚悦”。朱允炆还根据《礼经》，参考历朝刑法，对洪武律令中特别不合理的七十三条重法予以删改，深得民心，“天下莫不颂德焉”。
朱允炆十四岁时，他的父亲太子朱标患有重病，身上长了个大肉瘤，苦不堪言。朱允炆尽心伺候，日夜守在身边。洪武二十五年朱标病逝，朱允炆“居丧毁瘠”，不食数日，悲哀异常，体现了封建时代人子的纯孝之情。心如铁石的老皇帝朱元璋也哀不自胜，抚着孙儿的背，劝说道：“你真是孝顺呵！别这样悲哀不吃东西，会拖坏了身子骨，我还活着啊，让我怎么办！”朱允炆这才稍稍进食，收泪强忍哀痛，以使皇爷安心。朱标去世后，朱允炆将三个年幼的弟弟接到一起，对他们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十分周到，并没有让他们觉得孤独。朱元璋病逝前，脾气异常暴躁，许多人担心因此遭到祸患，朱允炆亲自服侍，常常整夜无法入睡，但他也没有一句怨言。
朱标死后，朱元璋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标的长子朱雄英是不二人选，可惜他在十年前就死了，这样朱标次子朱允炆就成为首选。然而朱元璋担心朱允炆儒雅仁柔，难以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在此期间，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为朱棣有许多地方都与自己非常相似，但向群臣咨询的时候，翰林学士刘三吾认为不可，“立燕王，置秦、晋王于何地？且皇长孙四海归心，皇上无忧矣”。朱元璋于是下定决心，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朱元璋召集诸子于东宫参见朱允炆，行宫廷仪制，也就是让朱允炆的叔叔们拜见未来帝国的皇帝。厚道谦和的朱允炆内心很是不安，于东宫按朝廷礼仪受拜后，赶忙入内殿，以“家人礼”拜见诸叔。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遗诏命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朱元璋在遗诏中说朱允炆“仁明孝友”，这是为史家所认同的。于是，生性“仁明孝友”的朱允炆在21岁的时候被推上了权力的巅峰，正式即皇帝位，改第二年为建文元年，继承了朱元璋开创的一统天下。两位皇帝的性格截然不同，而朱元璋最初不愿立朱允炆为皇太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害怕朱允炆像他的父亲朱标一样，过于柔弱，过于仁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重，日后驾驭不住众臣会吃大亏。但外表仁弱的皇太孙登基伊始，就开始着手变革他祖父所开创的大明王朝。
“秀才朝廷”朱允炆即位后，一改洪武时期的紧张气氛，对先朝的政治实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史称“建文新政”。
朱元璋用武力夺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尚武轻文的局面。朱允炆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大力加强了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初登大宝之时，他自己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的年号“洪武”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中可见朱允炆治国方略的改变。他还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之官职。
南京贡院朱允炆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都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翰林侍讲方孝孺等。由于朱允炆所依赖的大臣多为文人，所以人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朱允炆使文人们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他们再也不用担心像洪武朝那样动辄以一言获罪，因此他们的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朱允炆忠心耿耿，这也是后来大批文臣甘愿为他殉难的原因。
朱允炆采纳这些谋士的建议，首先重德省刑，锐意文治，崇尚礼教。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以刚猛治国，严刑峻法。朱允炆即位仅一个多月，就下诏全国行宽政，平反冤狱，使洪武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批无辜的官吏得以恢复自由，被发配远方的人也得以回到家乡。据记载，建文朝监狱里的罪犯人数比洪武朝减少了三分之二。其次是均免赋役，减免历年逋租和天下荒田租税。针对江浙赋役过重的情况，朱允炆特下诏“江浙赋独重，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对于佛道势力多占良田的现象加以限制。
壮志未酬失帝位 不知所终千古谜（2）
另外，在吏制方面，朱允炆也进行了改革，重新更定官制，大力精简机构，革除冗员。他在位的四年间，撤销了九个州、三十九个县以及一大批冗官冗吏和税务机构，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朝廷内，朱允炆对宦官管教甚严，同时又诏谕地方官，一旦发现宦官奉使横暴、虐害士民即擒送京师，加以严惩。
可以说，朱允炆的一系列措施，改革了洪武时期的不少弊政，充分体现了他仁义礼乐化民的治国思想，给百姓、官吏都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安定产生了积极作用，一时政通人和，所以后人有“四年宽政解严霜”之誉。
削藩失策朱允炆为皇太孙时，“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视其为黄口小儿，骄横之情溢于言表。身肩明帝国未来重任的朱允炆当时心中就很忧虑。有一天，他问侍读的太常寺卿黄子澄：“我几个叔叔各拥重兵，何以制之？”黄子澄儒士出身，深谙历史故事，马上一五一十详细地把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平定七国之乱的史实讲给他听。朱允炆听后心喜，觉得事情并不难办，“吾获是谋无忧矣！”
朱允炆即位后，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削藩。当时的藩王多是他的叔叔，而且手中都有兵权，经常在自己的藩地为非作歹，有的甚至摩拳擦掌准备造反。就藩于北平（今北京市）的燕王朱棣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当时朱元璋的前三个儿子都已经亡故，朱棣成为皇子中的最长者，而且在对蒙古作战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已经成为对皇权最大的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允炆的削藩就是针对燕王一人的。
但朱允炆在决策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没有先削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而是从其他藩王下手，先后废了周王朱等五王为庶人，引起了藩王们的岌岌自危，还打草惊蛇，使得燕王朱棣加紧做出准备。当朱允炆决定向朱棣开刀时，为时已晚。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在做了充分准备后，以“诛齐黄、清君侧”为名，挥师南下，争夺帝位，史称“靖难之役”。
黄子澄像朱允炆部署兵力，奋力平叛。尽管燕军气势汹汹，但鏖战三年，仅据北平、保定、永平三郡而已，战争出现僵持局面。这时一些被朱允炆处罚过的不法宦官向朱棣透露了京师空虚的情报，并表示愿充当燕军内应。朱棣正确分析了形势，觉得只要朱允炆在一天，地方军队就会抵抗一天，而且自己就是叛王，但如果一旦攻占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