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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站到了赵曙一边，异口同声地替赵曙辩解，仿佛母子间的矛盾倒成了曹氏气量狭小不能容人造成的，在他们看来，既然赵曙有病，无论他怎样无礼，都是可以原谅的，而曹氏除了一忍再忍，不应有别的什么选择。这种态度虽然使曹氏更加愤愤不平，但也使她清醒地意识到，在朝臣们强大的保皇势力面前，她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她所能做的只是抹眼淌泪地发发牢骚，排遣一下心中的郁闷烦恼而已，对赵曙是半个指头也不能动一下的。满腹的委屈同样也郁积在赵曙心中，当韩琦等人来看望他时，他二话不说，劈头就是一句：“太后待我无恩。”韩琦真不愧是职掌调合百味的盐梅宰相，这时立场又反了过来，从容答道：“自古以来，圣明帝王很多，但独称舜为大孝，难道其余帝王都是不孝的吗？若父母慈爱而子孙孝敬，此乃常事，不足道，只有在父母不慈爱的情况下，做子孙的仍不失孝敬，才真正值得称赞，只怕陛下对太后或许有事奉不周之处，天下父母岂有不慈爱的！”赵曙不吭声了，从此之后人们再也没有听见他公开说过曹氏的坏话。
曹氏与赵曙之间，尽管这时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公开地互相责难了，但内心的芥蒂依然远远没有解开。赵曙在七月初就已基本痊愈，并开始每天临朝坐殿听取中书、枢密奏事。照理说，皇帝恢复了治国的能力。太后就没有必要继续垂帘听政了，可是曹氏一直不肯还政引退。如果说，她当初答应垂帘主要是迫于客观条件，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这时她赖着不肯还政则主要是因为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对赵曙不放心的缘故。她对赵曙越不放心，就越不肯放弃手中的权力，而她越不放权，赵曙对她就越是反感，两人的关系一旦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不但没有和解的希望，反而埋藏着进一步恶化的危险。为了打破这个怪圈，老谋深算的韩琦亲手布下了两个圈套。
公元1064年，即治平元年四月初，代理御史中丞王畴上了一道奏疏，说今春以来，干旱少雨，麦田枯焦，建议赵曙以真宗为榜样，亲自前往寺观祈雨。韩琦等人立即随声附和，齐说应该。赵曙说：“还应与太后商议。”韩琦禀报曹氏，曹氏说：“官家大病初愈，恐怕不宜出宫。”韩琦说：“皇上已经答应出去了。”曹氏说：“素色的仪仗尚未准备就绪，再过些日子吧。”韩琦说：“这是小事，并不难办。”于是下令有司选择出行日期。过了十几天，仍不见动静，知谏院司马光上疏催促，说：“皇上要出宫祈雨之事，早已流闻四方，但至今未见成行，众论狐疑，不知又发生了什么变故。王者四海为家，为民父母，何必拘泥繁文，选择时日，忘万民朝夕之急？”曹氏没有理由再加阻拦，只得放行。赵曙遂出宫祈雨于相国天清寺、醋泉观。韩琦等人之所以抓住祈雨这件事大作文章，并不在于皇帝能否真正求下雨来，而是有其深意的，因为这样一则可以向朝廷内外显示赵曙已完全痊愈，恢复了治国的能力；二则可以巧妙地把玉玺收回到赵曙手上。玉玺是最高权威的象征，谁掌握玉玺谁就拥有最终决策的大权。宋朝规矩，若皇太后垂帘听政，那么符宝玉玺必须归皇太后收藏，皇帝只有在外出行军时，玉玺才可以随驾，回来后仍得交还太后。赵曙出外祈雨，顺理成章地把玉玺拿到了手上，回宫后却不肯交还。他一旦控制了玉玺，也就标志着拥有了发号施令的唯一合法权威，对于曹氏的意见，听与不听皆可随心所欲，曹氏的最终决策之权实际上已被他夺回。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赵曙亲政的关键一步顺利成功，韩琦紧接着布下了第二个圈套，这次的猎物便轮到曹氏了。此时赵曙虽早已御前殿视朝听政，但两府大臣仍像往常一样每天退朝后，到内东门小殿再向曹氏复奏。五月戊申早朝时，韩琦一下子向赵曙奏报了十余件事，赵曙裁决如流，悉皆允当。退朝后，韩琦对曾公亮等人说：“仁宗安葬完毕时，我就该求退，只因皇上御体未平，所以才迁延至今，现今皇上听断已如此不倦，诚乃天下大幸，我准备先禀明太后，请求安置一处地方，告老求退了。希望能得到诸公的赞成。”曾公亮等赶忙说：“朝廷怎能没有您？您千万别提这样的请求。”韩琦阴阴地笑了笑。于是一起来到内东门小殿，复奏赵曙已裁决的十几件事，曹氏每事都称善同意。众人退去后，韩琦单独留下来，把方才向曾公亮等说的那些话又复述了一番。曹氏说：“相公怎可求退？老身才真正应该退居深宫呢，每天在此，实在迫不得已，还是容老身先退吧。”韩琦正等着这句话哩！立即眉飞色舞大谈起来，说前代马氏、邓氏皇后如何如何贤明，尚且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若能急流勇退，还政复辟，比马氏、邓氏更是强了许多倍，再拜称贺。接着便抖出了包袱，说台谏官员也有章疏请求太后还政了，不知太后决定在哪一天撤帘？曹氏这时才明白了韩琦口口声声求退的真实意图，原来是在以退为攻，逼着自己让位，真是太诡诈啦！但自己话既然说了出去，反悔是不可能了，她强烈地感到被人愚弄了，虽然气恼却也无可奈何。
曹氏被迫退居深宫，赵曙正式亲政，怪圈打破，避免了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危险，赵曙紧接着把曹氏的住所定名为慈寿宫，意思是希望这位慈爱的母后能够永远长寿，并且把曹氏的弟弟已官任宣徵北院使、保平节度使的曹佾，加封为同平章事兼中书令，使他享有“使相”这一极其荣耀的官衔。可是长期形成的感情裂痕仅靠这一二个虚名是不能完全弥合的。事实上，赵曙仍对曹氏心存余恨，就连曹氏所应享受的物质待遇，他都要施加这样那样的限制。在此之前，皇太后若需要什么物品，包括日用器具，只须凭事先加盖了皇帝御用之宝的空白文书直接到诸司库务索要，诸司库务就会立即供应，过后再由三司复奏皇帝就可以了。但如今临到曹氏时，赵曙却偏偏明文规定，必须首先由曹氏宫中的使臣把她需要的物品项目记录下来，送到有关诸司库务，再由这些部门另外书写榜文奏报皇帝，等到皇帝同意，盖上御宝之后，才可供应实物，平白使手续变得繁琐起来。这条规定虽经司马光上书反对，但赵曙一直维持不改。事实证明曹氏以往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凡此种种不能不使她更加愤懑心烦。两人的感情依旧冰冻三尺，碰到一些重大问题时，还会很自然地出现新的裂痕。
赵曙是作为赵祯的过继儿子被立为皇子的，论理只有赵祯和曹氏才是他的皇父母，而对于他的生父淄安朗王赵允让，只能按宗族辈分称皇伯。然而对赵曙来说，真正有感情的还是其亲生父母，他认为自己当了皇帝，就该父因子贵，生父不应仍然处在皇伯和王的地位上。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诏令礼官及待制以上的官员讨论应如何尊奉淄王。此诏一下，朝廷之上立刻纷争鼎沸，掀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政治风波。宰执大臣韩琦、欧阳修认为自古无称父为伯之理，赵允让应称“皇考”，持此观点的人我们可称之为“皇考派”；司马光、王珪等人则以“为人后者为人子，不得顾私亲”为理由，认为赵允让只能称“皇伯”，形成了“皇伯派”。两派争论激烈，声震九重。曹氏闻知，也坐不住了，她想：称赵允让为皇考，这不是明摆着要排斥先帝和我独一无二的地位吗？果真这样，那自己更无容身之处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她当即写了一封手书，痛斥韩琦、欧阳修。太后的懿旨毕竟还是有相当分量的，赵曙迫于压力，只得宣布暂停讨论。
当曹氏与赵曙的关系雪上加霜的时候，曹氏与赵顼之间却嫌隙尽释，春风和煦。在受到韩维教训之后，赵顼就经常到慈寿宫看望曹氏，也许只有在这时，慈爱的微笑才会回到曹氏的脸上。一次，赵顼身着全副盔甲，英姿飒爽来到慈寿宫，问曹氏：“娘娘，我穿这副盔甲好不？”曹氏笑着说：“你穿戎装确实好看，可是，假若连你都要披挂上阵，那国家岂不危险了吗？”赵顼乖乖地把盔甲脱下，祖孙俩又有说有笑谈起了别的。
公元1067年，即治平四年正月初八日，赵曙因病逝世，20岁的赵顼继位，是为神宗。孙儿当皇帝，曹氏得到的不仅仅是地位更加崇高，更重要的是心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好转。初十日，她被尊为太皇太后，居住的慈寿宫也改名为庆寿宫。赵顼仿佛是在用自己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