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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原想以天朝声威慑服英夷，岂知英国为了保护鸦片贸易，已决定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道光二十年五月，英国兵船40余艘到达中国海面，先行封锁珠江口，正式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英军在广东滞留月余，北犯福建，未能得手，当即兵进浙江，攻陷定海，随后又移师北进，兵至天津白河口，投送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无理要求中国皇帝为英人昭雪在粤蒙受的“冤屈”，赔偿鸦片烟价，并割地通商。按惯例，清王朝地方大员不能擅自接收外国照会，更不敢向皇帝呈递外人照会。无奈英国船大炮猛，而且除广东、福建预做防备之外，各省既无坚实战船能够御敌于大洋之外，又无阻敌登岸之可用大炮和能战之兵。直隶总督琦善此时已顾不得成例，径直接受照会，允为代达朝廷，并上奏道光说：“英夷船坚炮利，无可与敌。夷船不来则已，夷船若来，则天津等各大海口断不能守。”朝廷内外一些平时安逸享乐的行家里手，均害怕战争打扰其安乐生活，而果真英国人登岸，自己奉命拒敌，又不知这仗到底是如何打法。他们为英国坚船利炮所吓倒，只求早早结束战争，纷纷散布流言，有人谓林则徐广东缴鸦片，原是先许重价收买，而后食言负约，以致激变；英人兴兵，实是请求天朝大皇帝给个公道，开恩恢复通商。有人则说邓廷桢调赴闽浙总督，毫无作为，英人未攻厦门，硬是上奏朝廷，谎报战功。一时间，朝廷上下，乱哄哄吵做一团。
道光获悉前敌败耗，耳听各种流言，翻阅琦善奏章 和巴麦尊照会，不觉对林则徐等产生怀疑，暗思英军威逼京师，孰是孰非，一时真伪难辨，不妨颁旨诘问林则徐，看其何词以对；诏令琦善与英人交涉，虚与周旋，试看结果如何，再作定夺。其诘责林则徐的谕旨，措词激烈，大略谓：“命你赴粤查办海口事件，业经一年有半，然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何词以对朕也？”在给琦善的诏旨中，则令其转告义律说：“天朝皇帝抚绥四海，恩布中外，凡外藩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自会立即查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鸦片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前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意想以此先令英军退去，然后从长计议。
琦善所辖防区，天津共有弁兵800名，山海关一带连一尊合用的大炮也没有，英军北上，清守军早已慌做一团。琦善接奉道光诏旨后，心中暗喜，自思有了退敌法宝，当即照会英国侵华军总司令懿律（义律的堂兄），明确表示说：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办理不善”，大皇帝已知其非。至于巴麦尊照会中所求各节，尽可慢慢商量，希望英军返回广东，静待大皇帝派出钦差大臣“秉公查办”。时值深秋季节，天气渐凉，英军不便在北方采取大规模行动。懿律接到琦善照会后，即顺势率军南下广东，准备伺机再发。
英军南下，琦善上奏朝廷大肆渲染自己“退敌”有方。道光接报后，觉得这英夷原来并非桀骜，林则徐等恐是有负朕意，确乎办理不善。于是降旨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令将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查办。
琦善奉旨到广东后，一意媚外求和，实指望退出英兵，报功邀赏。岂知英军南下本是缓兵之计，一面在广州与清交涉提出更为苛刻的侵略要求，一面暗中调兵遣将。琦善毫无战守准备，步步退让，答应了英国侵略者几乎全部无理要求，只是关于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准备上奏朝廷请示后再做明确答复。英军调兵遣将停当，不待琦善答复，即发兵攻占大角、沙角炮台，进而威逼虎门，并单方面发布未经议定签字的所谓《川鼻草约》，强占了香港。
道光派令琦善赴广东时，原想引英军南下，姑允恢复通商，惩办林则徐，以换得英国全部撤军，消除战祸，免得大动干戈，劳师靡饷。不过，那时他既不认为英国坚船利炮威不可挡，也不完全相信英人会轻易就抚，因此谕令琦善到广州后，要“一面与之论说，力争折服英夷，一面妥为预备，如其桀骜难驯，毋得示弱，有失天朝体面。所需御剿兵丁，可一面飞调，一面奏闻，不必先行请旨，以误戎机”。英军在广州再次发难，攻占沙角、大角炮台消息传至京师，道光因事先已有所预料，并不惊慌，当即传旨责令琦善“赶紧团练兵勇，奖励士卒，并储备军需粮饷枪炮火药，严惩英夷”。同时，诏令对英开战，命御前大臣宗室弈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征集各路大军共计1。7万余人开赴广东前线，意欲一举荡平入侵之敌。不料琦善毫无战心，竟上奏说广东“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英夷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示羁縻……”道光览奏不觉动怒，心想如此懦夫，如何堪当前敌？正思降旨斥革，又接广东巡抚怡良等密折，参奏琦善一意孤行，不听众文武劝说，私允割让香港。怡良密折真是火上烧油，道光阅后直气得手足冰冷，两眼昏花。稍待镇静，提笔在琦善奏折上批道：“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随即传谕，令将琦善革职拿问，锁解进京，并将其全部家产悉数抄没入官；命奕山、隆文等星夜兼程，迅赴广东，整兵旅，歼丑类，收失地，惩汉奸，务期大伸天讨，以张国威。
英军获悉清廷派将增兵，遂先发制人，大举进攻，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二月初攻陷虎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及数百守军力战不敌，壮烈殉国。三月，参赞大臣杨芳先至广州，一战又失乌涌炮台，英船驶入省河，广州城危在旦夕。
奕山等在道光圣旨再三催促下，于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底到达广州。闻听英军船坚炮利，本无战心；若不战而和，又恐遭重咎，遂召同来新任粤督祁贡及参赞、巡抚人等计议发兵攻剿。四月初一日，奕山兵分三路，夜袭英军，希冀一战而胜。不意英军早有准备，激战五昼夜，所有炮台要塞尽失，清军兵困广州城，不时发炮轰击。奕山攻守无术，慌了手脚，急命高悬白旗示降，令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签定了屈辱的《广州和约》，议定双方停战，赔偿英国军费600万元，英军退出虎门，奕山等撤出广州城，率军屯驻离城60里以外。
奕山战败求和，自知如实上奏朝廷，吃罪不起，于是谎称广州停战，系因他率大军屡次“焚剿痛击，而大挫其锋……英夷穷蹙乞抚”。至于赔款，则是因为英夷战败，无路可走，“其头目投伏于地，向城作礼，乞还商欠，并恳请拨库钱280万，否则，年余未能通商，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非但商欠无以偿还，而且生计无以维持”。因此，经广州文武共同商量，为表天朝怀柔远人之意，奖励外夷向化之诚，议定允其所请。
道光接阅奕山瞒天过海的奏报后，非但毫无察觉，还真以为是英夷慑于“天威”，倾心向化，从此中外和好，免去刀兵之苦，不觉转怒为喜，竟颁旨“准令通商”，同时传谕沿海各省，酌量裁撤调防官兵，以节糜费。至此，他越发怀疑林则徐等在广州的行为，相信英夷兴兵构难，是由林则徐“办理不善”、“操之过急”所致。自思年余来寝食难安自不必论，其劳师糜饷，国无宁日，沿海生灵涂炭，不罪林则徐、邓廷桢，又由谁来任其咎？念及此，遂发谕一道，令将林则徐、邓廷桢从重发往伊犁，遣戍赎“罪”。
正当道光误信奕山谎报军情，认为夷乱已平而令沿海各省裁军撤防之际，英国政府换将增兵，准备进一步扩大侵略战火。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六月，英国新任特命全权公使璞鼎查、侵华英军总司令巴加聚会于香港。经过一悉密谋策划，月余后率军北犯厦门。总兵江继芸等力战牺牲，厦门陷落。随后，璞鼎查和巴加调集大队，北犯浙江，仅两月时间连陷定海、镇海、宁波三镇。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率军英勇抵抗，全部以身殉国；两江总督裕谦亲自登城督战，而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