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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在审讯被俘的白莲教起义军首领王三槐时，得知刘清居官很得人心，百姓称之为“刘青天”。在对刘清考察了一番之后，嘉庆决定将他提拔任用。刘清后来历任四川建昌道员，山西布政使等要职，并在镇压四川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怠惰偷安、萎靡不振是乾隆末期官场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嘉庆把这点视为国家的隐忧，认为必须要加以整顿。他多次告诫臣子们应该勤于职守，克己奉公。有一次，内务府官员在处理膳房的一件小事时，敷衍塞责，拖了40天才解决了问题。嘉庆得知此事后厉声斥责这帮官员：“几句话就可以了断的事情，奏折上也超不过百字，为何处理得如此拖沓？！”从嘉庆元年到嘉庆十一年，直隶24个州县里被侵吞白银30多万两，经过查核，发现司书王丽南等人在此期间串通舞弊，伪造印章、串票，盗取银两，活动得相当猖獗。嘉庆痛斥直隶历任督抚大员：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事情，你们竟然懵然不知，形同木偶，在任期间你们都管了些什么事！最后，按照其在任期间虚收银两数目的多少，将直隶历任督抚颜检、瞻柱、胡季堂等人分别治罪。
但是，嘉定惩治腐败与整顿吏治是不彻底的。他处理贪官污吏的措施中严惩不贷者有之，姑息宽容者更不鲜见。比如嘉庆在处理胡齐仑贪污军需一案时，发现永保、庆成、毕源等大员与此案都有牵连。这些人都有收取贿赂、侵蚀滥用国家公帑的劣迹，但在结案时嘉庆只严惩了胡齐仑一人，其余的大员或是因为祖上立有勋功，或是因为已经故去，都免于深究。他们被抄没的家产，也大多被嘉庆加恩赏还。因此，吏治腐败堕落的局面并没有多少改观。
不过，嘉庆在当政的20多年里，对自己的要求却的确是非常严格的。他每天都要处理繁多的政务，孜孜不倦，从不懈怠。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四月，嘉庆喜得皇孙，内阁因此有两天没有向他递送奏章，嘉庆马上对阁臣提出了批评。过了几天，端阳节到了，朝廷大臣们又没有向嘉庆奏事，嘉庆大发脾气，亲自对各部院衙门进行查核，结果查明吏、刑、工等部都是有事不奏，嘉庆随即把有关官员交到都察院论罪议处。
嘉庆亲政伊始，他的老师朱珪曾向他提议要身先节俭，崇尚清廉，嘉庆后来对这一点始终比较注意。以往各省官员进京觐见皇帝时，按照俗例都要进呈贡物。官员们为了给自己邀宠求荣，竞相奉珍宝古玩，花样不断翻新。嘉庆四年，嘉庆在惩办和耐保ㄚ湍诟笏担旱胤焦僭泵遣侔斓母髦止蔽铮训朗亲约禾脱肯氡囟际谴又菹匾韵虏悴闱谜ザ础９僭泵遣欢习∮诿窦洌傩彰窃跄艹惺艿昧耍】銮页氏咨侠吹墓磐嬲浔Γ⒉豢墒常豢梢拢媸遣蝗绶嗤痢４哟艘院螅彩墙饰ソξ锏墓僭保家枰猿痛Γ霾荒芮崴 Ｋ弥夏甑子梢抖冀庠私┑拇罂橛袷谠怂屯局校婕创纶椭迹宦壅庑┯袷说搅撕未Γ家牌诘钡兀扌爰绦靶小Ｍ辏吻旎狗铣四杲谑狈执蟪济墙嗜缫獾墓婢亍Ｋ驳溃骸澳杲谑苯诖蟪济墙嗜缫猓俏巳∫饧椋揖醯谜饷挥卸啻笠庖濉４蟪济蔷醯媚切┒魇侨缫猓铱瓷先シ吹共蝗缫狻！�
为了遏制奢侈之风，嘉庆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在乾隆多次巡游地方时，各地官员为他修建了许多奢丽的行宫，嘉庆觉得这实在是过于铺张浪费。他认为，各地的行宫只是为了休息一宿而已，用不着刻意修饰。从经济上看，一处行宫若能省下三四万两银子，10处可就是三四十万两了。嘉庆十四年，嘉庆在巡幸五台山之前特地打了招呼。要求地方官员在途中不得大肆铺陈，务必追求俭朴。同年，在庆祝他的50大寿时，嘉庆下令不准在民间广陈戏乐，巷舞衢歌。御史景德为了讨好皇帝，奏请祝寿期间京城演戏10日，以后作为定例，立即被嘉庆革掉了职务。嘉庆就此向大臣们指出：“我发现前代在这种场合的表现比较奢侈，总是要欢宴聚会，上演好多天的戏曲。我心里鄙薄这些做法，并将此作为自己的鉴戒。倘若我忘记了民间疾苦，奢侈地操办庆典，做臣子的应该上书劝谏，这是爱君之道。现在景德竟然向我提出这种建议，他把我当成了什么样的君主？”
对于众百姓的苦难处境，嘉庆是有所了解的，官逼民反的现实更使他心有余悸。对于他来说，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安定百姓的生计，刻不容缓。乾隆中叶以后，随着国家的由盛转衰，政治腐败，经济拮据，广大的农村中，连年水旱，灾害频仍，严重地威胁着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对此，嘉庆告诫地方官员，灾情发生后要予以高度重视，认真抚恤灾民，即使花钱再多，也不要吝惜。事实证明，嘉庆在灾区赐赈蠲租时，的确没有吝惜金钱。在治理黄河的工程上，嘉庆更是耗资钜万，前后动用了4000多万两白银，自雍正朝以来，每年治河的工料费一般是60万两白银，从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起，嘉庆将工料费骤增到每年160万两。他还屡次对吝惜费用而延误治河工程的事情提出批评。非但如此，嘉庆对治河工程也提出过一些合理的见解。他认为，治河的关键是要保证入海口地段畅流无阻。黄河以前出事，大多是由于入海口地段淤塞，下壅上塞，酿成灾患。因此，他多次提醒治河官员要注意这几点，认真组织民工挑挖疏导。
本来，由于国家积衰日久，国家积蓄并不富足，加上在镇压农民起义、治河、赈灾等方面又有很大开销，使财政更加吃紧，这便迫使嘉庆想方设法，开源节流。他下令裁减了一部分常备兵，节省军事开支。同时，继续实行捐纳制度。不过，嘉庆始终认为开捐决非良策，不过是损下益上之举，准备在川楚白莲教起义平定之后就予以停止（事实上，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对于增加盐价、赋税折银浮收之类的做法，嘉庆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他表示，食盐是人民生活日用品，一旦增加盐价，则人人都会受到扰累，因此对之要慎重考虑。赋税折银浮收会对国家财政收入有好处，但百姓要深受其害，贪官污吏又可以从中大做手脚。嘉庆十四年，闽浙总督阿林保奏请漕粮加折收纳，结果遭到嘉庆的一顿痛斥。清朝入关以来，八旗兵都驻扎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依靠粮饷过活。八旗人口不断增加，而兵有定数，饷有定额，结果逐渐产生了一大批闲散旗人。清政府又不允许他们从事各种生产活动，这批闲散旗人整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成为毫无自立能力的蠹虫。为了维护他们的生计，清政府不得不多次赏赐银两，增加兵额，背上了一个沉重的经济包袱。嘉庆经过筹划，决定将一批闲散旗人送到地旷人稀的关外，由官府拨给他们土地，他们可以把土地出租给佃户开垦，也可以自己耕种。但这些八旗子弟早已习惯于恣情享乐的城市寄生生活，如今连受领土地、坐收租息也不愿意，嘉庆的移垦措施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三、镇压起义闭关锁国
前面说过，嘉庆即位时，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就在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他刚附登上皇帝宝座，就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白莲教是唐末以来流传于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当时在川、楚、陕等地相当盛行。白莲教的教义宣传世界上存在着明、暗两种对立的因素，它们分别代表善良、合理和罪恶、不合理，两种因素一直进行斗争，但最终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白莲教的教徒都自认是“无生老母”的儿女，应当同生死，共患难。灾难深重的贫苦百姓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寄托，纷纷加入了白莲教。与现实相联系，白莲教徒们提出了“清朝已尽”、“日月复来属大明”等口号。清政府发现白莲教的发展对自己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下令严拿白莲教徒，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趁机掀起了一股敲榨勒索百姓的歪风。比如四川达州知州戴如煌，派出5000多名衙役，以搜捕白莲教为名，肆意搜刮民财，弄得当地民不聊生。湖广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在缉拿自莲教徒的过程中，暴虐贪横，残害百姓。对人稍有怀疑，就动用酷刑，将人钉在墙壁上，或者用铁锤猛敲身体，令人肝胆欲裂，痛不欲生。在其他地区，这些现象也不少见。于是，小规模的白莲教起义不断发生。这次川、楚、陕白莲教起义首先在湖北宜都、枝江两县爆发，接着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