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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多尔衮去世，他所期待的天下大一统的局面也没有出现。但起，清朝入主中原、天下初定的首功的确是非他莫属。随着地位愈加尊崇，他也愈加擅权专断，有恃无恐。他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豪格到底被罗织的罪名置于死地，济尔哈朗也因“擅谋大事”被削夺了辅政大权。一切政令皆出自多尔衮之手，他甚至将大内的“信符”置于自己府中。每当他入朝时，诸臣皆下跪行礼，多尔衮是大清国实际上的皇帝，已成为当时朝野皆知的事情。而福临不过是“惟拱手以承祭祀”而已，甚至有记载说为了保全自己儿子的皇位，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曾下嫁给了多尔衮。尽管这一点尚有疑问，但多尔衮被加封为皇父摄政王却是确凿无疑的。
二、少年亲政治国有方
几年过去了，福临步入了少年。他不仅骑射之术日精，更关心治国用兵之道。但是，顺治的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并没有丝毫归政的意思。历史常常因偶然的事件而改写。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坠马受伤。这次受伤后他卧床不起，于十二月初九日在喀喇城去世，享年39岁。多尔衮虽中年早逝，但他生前威比天子，富过君王，死后恩义兼隆，荣哀备至，可以称得上是善始善终、结局圆满了。但是，形势很快便出人意外地急转直下。多尔衮死后两个月，苏克萨哈、詹岱首告多尔衮曾“谋篡大位”。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的诸王大臣也纷纷上奏，追论多尔衮独擅威权、挟制皇帝、逼死豪格、纳其妃子等一系列罪行。顺治皇帝下诏削夺了多尔衮的爵位，没收他的财产，又命令毁掉他的陵墓。人们挖出他的尸体，棍打鞭抽，然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通过这些处置，顺治感到出了一口闷气，多年来他因容忍多尔衮的僭妄之举所郁积的种种不快，一下子发泄出来。同时，安抚了诸王大臣的愤怒情绪，并给予那些想继续预政的诸王大臣们一个暗示：想觊觎皇位、欺逼圣上是没有好下场的！
14岁的顺治此时才成了真正的一国之主。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他御太和殿亲政。
由于宫廷中良好的学习条件，顺治6岁时就对读书颇具兴趣，为了学习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国修身之道以提高自己的水平，亲政后更奋愤攻读。他以少年人所特有的热情和勤勉，阅读了大量汉文书籍，包括左史庄骚、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宋元著述。后来，他还曾回忆起这段读书生活说，那时除了处理军国大事，便是读书，但因当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牢，就五更起来再读，到天大明时便能背诵了。勤奋读书使他摆脱了先辈那种游牧民族的草莽之气，而颇具文人学士之风，给他的政策以十分深刻的影响。从此，他不再像自己的先辈一样单靠“武功”治天下，转而以“文教”作为治国之本。
针对多尔衮摄政时期实行的一些弊政，经过与大臣们反复商讨，顺治决定首先采取一些措施缓和民族矛盾，在军事上，他决定首先采取以抚为主的怀柔政策和先西南后东南的战略措施。当时，江、浙、闽、粤一带有郑成功的水师出没，滇、桂、川、黔的大部又被南明西宁王李定国等分据，清军穷于应付，疲于奔命。因此，集中兵力于一隅，改变两个战场同时作战的被动局面，是尽快结束战争再造一统的上策。八旗劲旅娴于骑射，固习于陆战。郑成功指挥的3000多艘船只云集在厦门附近的港湾河口，令清兵望而生畏。因此惟有采取先西南后东南的战略才为适宜。为了实现这一战略部署，顺治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方面极力争取招抚郑成功，以便集中兵力对付西南战场；一方面任命洪承畴为五省经略，直接负责西南的战争。他还谕令兵部，对各地小股农民武装，不管人数多寡，罪行大小，只要能真心改悔，主动投诚，全部赦免其罪，由当地政府安置。命各级官吏将文告遍布通衢要道，使之家喻户晓。
顺治十年五月，洪承畴出任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经略，总督军务，兼理粮饷。顺治给予他节制升迁地方文武官员、决定进兵时机的大权，特令他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便宜行事，然后知会”。这种知人善任、事权划一的作法，有利于指挥者主动灵活地捕捉战机，为西南战局的根本改观提供了重要保证。洪承畴对皇帝的意图自然心领神会，他谋略很深，又十分熟悉西南的山川形势，到任不久便有了起色。他先是控制了湖广，在南下时机业已成熟之际，适逢南明所封的秦王孙可望为权欲所驱，袭击李定国，后来又走投无路投靠清军。孙可望“开列云贵形势机宜”作为进见之礼，使洪承畴尽知义军内情，遂大举向西南进军。清军相继攻克贵阳、重庆、遵义等地，于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一月进入云南，在永昌磨盘山一带歼灭了李定国主力，桂王朱由榔逃入缅甸。至此，最后一个维系明朝遗民之心的南明政权已经名存实亡。
西南形势出现根本好转后，东南的郑成功仍在坚持抗清拒不受抚。这时，顺治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顺治十四年三月，他下令对郑成功“当一意捕剿，毋复姑待”，一个月后又将其父郑芝龙及其亲属子弟等“俱流徙宁古塔地方，家产籍没”。在顺治的招抚下，郑氏部将黄梧、施琅、苏明相继降清，抗清形势趋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率师东渡，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持续了近20年的大规模武装反清斗争已接近尾声，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终于在刀光剑影中完成了草创。
顺治深知“帝王临御天下，必以国计民生为首务”，为了迅速改变国穷民匮的局面，他十分重视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顺治十年，他采纳了范文程等人的建议，设立兴屯道厅，在北方推行屯田开荒。在四川等地，则实行由政府贷给牛犋种银，任兵民开垦的鼓励政策。由于当时清政府自身财政困难，无力筹措大量牛种银两，因此收效不大，也未能推行全国。此后，他先后颁发了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和官员垦荒考成则例等，鼓励垦荒。顺治十四年，清政府以明代万历年间的赋役额为准，免除天启、崇祯年间繁重的杂派，不久又编成《赋役全颁行天下。政府还向税户发放“易知单”作为缴纳赋税的凭据，以防止各级官吏的加征和私派。第二年，河南巡抚贾汉复奏上了清查垦荒地9万余顷、每年可增收赋银408000千余两的报告。鼓励垦荒的措施立见成效，使顺治十分喜悦，他对贾汉复大为称赞，并立即加以提拔重用。
圈地，这是多尔衮摄政时期一项很大的弊政。这一时期曾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圈地。开始声称只圈无主荒地和明朝勋贵的土地分给满族官兵，实际上随意将民地指为官庄，把私人熟田硬说成是无主荒地，后来索性不论土地有主无主，一律圈占。田地一旦被圈，田主也马上被驱逐，家中一切财物都被占有。许多百姓被搞得倾家荡产，无以为生。被圈的土地中只有少量分给了八旗旗丁，大部分落入皇室王公和八旗官员之手。由于兵役繁重，旗丁的土地往往抛荒不能耕种，由此给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鉴于圈地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顺治亲政后便下了严禁圈地的谕令。他认为，田野小民全仰赖土地为生。听说各地都在圈占土地作为打猎、放鹰的往返住所，便迅速令地方官将以前所圈土地全部退还原主，使其抓住时机耕种。后来，他再三重申，永远不许圈占民间房屋和土地。以后，虽然零星圈占土地的行为时有发生，但在顺治期间再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这种危及千家万户的滋扰总算暂时中止了。
清朝初年，多尔衮对文武官员的烧杀掳掠、贪污行贿多持放纵态度，造成吏治腐败。这些人奸淫劫掠、刻剥民财、强买强卖、占产索食、私受民词、草菅人命，可谓无恶不作。官吏惊人的腐败威胁着清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也影响着与南明的军事斗争成败。顺治十分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朝廷要治理国家、安抚百姓，首要任务就是惩处贪官污吏。他下达了惩治贪官的谕令，明示臣下。谕令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对那些扰民的官吏立行参劾。他又派出权力很大的监察御吏巡视各地，让他们对违法的总督、巡抚、总兵进行纠举。临行前，顺治亲自召见了他们，对注意事项一一作了指点。不久，漕运总督吴惟华、江宁巡抚土国宝、云南巡抚林天擎等人就因贪污不法，苛派累民被革职。巡按御史顾仁执法犯法，“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