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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时行对神宗的最大影响,是教会了他如何偷懒。申时行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状元出身,为人为政十分聪明乖巧,又有侍历三朝的经验,很会揣摸神宗的心理。神宗亲政之初,言官因其奢侈铺张,抗劝之声满天下,扰得神宗非常头疼。他就常向申时行抱怨。申时行就趁机教他,说皇上就不会交奏疏“留中”吗?出示外廷,反而平添许多麻烦,不如扣下,上疏的人还以为您在考虑呢,自然也不会马上再闹事,岂不两全其美?神宗听后十分高兴,试了几次,果然没出什么乱子,又落得清净。此后奏疏多起来时,君臣二人又将这“留中”的方法做了改进,规定御史、给事中等言官,要各自管好本职事务,不得越科言事。如此奏疏自然少了许多,再加上“留中”,神宗所要处理的章奏也就十分有限了。空余时间多了,更可以纵情酒色。
神宗到了20岁亲政时,后宫已有美女数以千计,他日夜纵酒作乐,动辄大醉,醉后必怒,怒了则要胡乱打人,宫女、中官稍不留意,就要遭杖责,重的常被打死。他还逐渐学会了抽大烟,玩花鸟。
由于迷上了这些玩物,神宗渐渐觉得,光是章奏少了还不够,日讲、经筵和早朝这些追命的玩艺儿也该停了它才是。最初是试试探探地逃一天学,晚一点赴早朝,见也并没人敢把他怎样,逐渐干脆就常以“圣体违和”为由,辍日讲,免早朝。阁臣们有事,长时间不能面奏,很焦急,就央求他,哪怕是每月能临朝三四次也行。神宗听后感到十分可笑,他心想天下是朕的天下,朕都不急着治理,你们却急个什么?一切还是照旧。当时,有个叫雒于仁的言官,任职一年多了,只见过皇上三次,看到皇上的荒怠,甚感不安,于是上疏《酒色财气四箴》,力数神宗日夜饮酒、耽于女色、贪财好货、乱伐无辜等劣迹,希望神宗能明察猛省。神宗见到此疏,气恼得恨不能立毙雒于仁。他将此事告知申时行,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主张判雒于仁死罪。申时行以恐招致物议,劝说神宗令其归家为好。神宗怒气难消,立即将其削职为民。从此,神宗索性公然不理朝政,自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起不再临朝,大臣的章奏,他的批示、谕旨,全靠内监传达。甚至连郊祀等礼仪,也不亲自参加,而让别人恭代。直到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发生了“梃击案”,他才召见过一次群臣,满朝文武经过20余年,才极其幸运地得瞻天颜。而自那以后他直到死再也没上过朝。
神宗不理朝政,若仅仅说成是懒和好酒色,那也是不十分确切的。他是个商人气很重的皇帝,讲究盈亏补缺。过去没得到的,现在要加倍补偿;昨天被人管束的,今天偏要开它个口子。那骨子里,还是一股隐隐的报复情绪。向这个属于自己的天下,向这个天下的臣民报复,那时,不要说国家兴衰,民众生计,就是阁臣的选任、机关缺补、官员晋退等等,神宗都一概极少过问,这有点像商贩心理,于我又没什么实际利益,管它干什么呢?万历十一年后,中央和地方机构缺官日益增加,偏是明朝又有个规矩,官员年老了便可辞官,年轻的遇着点原因也可随时辞官,辞官时,只要按规定写一份报告,不管准与不准,均可自行离去。这样一来,官员任缺不仅数量大,而且无法控制。
到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官员短缺现象已令人震惊。两京尚书缺13人,侍郎、科、道缺94人,巡抚缺3人,布政司、按祭司及监、司机构缺66人,全国有25个府缺知府。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大学士沈鲤、朱赓上疏万历,请求递补六部大员,说:“臣等整天同文武百官到文华门候驾,见二品官里,只有户部尚书赵世卿一人,其余的尚书、左右侍郎都缺很多。有政无官,必然生乱,这不是小事情,恳请皇上从报批的人中点用,以慰中外之望。”对这份奏疏,神宗却十分反感,照例不理睬。这一年,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无一人。连参与上疏的大学士朱赓,任职3年,还未见皇帝一面,而且以后有近一年时间,内阁中只有他一人。万历四十年时,内阁仅叶向高一人,六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连续8年无正官,全国半数以上的府没有知府,而新科文武进士及教职数千人,却待命在京无人管。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万历四十五年二月,有一天早晨官员们入朝,见有100多人聚在长安门外,围成圈跪着嚎哭。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等上前询问,回答说是镇抚司所管犯人的家属,问哭的原因,都说“衙门里没有主事的官,好长时间犯人不得判决,只在那里耗着,人都快死光了!”
明神宗就是这样,把个大明江山当作一片无需耕耘的田地,把臣民看成一群不用管理的牛羊,引得在北方窥视他的那个努尔哈赤惊讶不已,他佩服神宗拿国事当儿戏的勇气和本领。
三、横征暴敛肆意挥霍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皇宫朱红的大门里,走出一支由文武官员、术士、钦天监各色人等组成的不伦不类的队伍。队伍簇拥着一顶八人抬黄盖大轿直奔京郊天寿山明皇陵。在那山上,队伍停住。21岁的神宗皇帝,气宇轩昂地从轿中钻了出来,然后即率领众人寻找“吉壤”,开始筹划营建自己的陵墓。建造了后来称之为“定陵”的基地。
定陵的建造,前后用了大约6年的时间,建陵标准很高。所用杉木,一定要西南云、贵等地深山老林里的上好木材,迢迢数千里,光运费就相当可观;所用大砖,必定是千里之外的山东临清专门烧造;所用的巨大汉白玉石料,则是从百里以外的房山大石窝开采而来。浩大的工程,每天都动用工匠、民伕多达3万余人,不分酷暑严寒,日夜紧张施工。定陵竣工,神宗站在这耗费白银800多万两的豪华建筑上心满意足。但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它的花费相当于当时约两年的全国田赋收入总和,约折合当时1000万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自那以后神宗将注意力移向现实的享受。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中国,在封建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已零星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城市更加繁华,市镇迅速兴起,物产日益丰富,贸易往来也急剧增加。这就给贪财好货、纵情酒色的万历,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一切均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皇长子及其他皇子办冠、婚礼,他从国库支走白银934万两,外加袍服费用270多万两,挥霍一空。平时,他也很会挖空心思向朝廷各部门勒索钱财。生一个女儿,要户部、光禄寺各进奉白银10万两;公主出嫁,也要讨取数十万两银子作嫁妆费。万历中期,为了买到称心的珠宝,一次就花掉白银2400万两。在神宗的带动下,宫廷费用日益增大,每年仅脂粉费便高达白银40万两,织造龙袍的布料达15万匹。渐渐地,国库让神宗给掏空了。这时神宗记起了当年张居正开源节流的做法,“节流”当然没有必要,而“开源”则是个好办法。于是,他以空前的热情,开始了敛聚钱财的活动。
神宗最初想到的“开源”的点子,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但当时却做得一本正经。他大力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准。官员们迫于无奈,只好纷纷进奉。此外,他还想出一种更令人称奇的办法,平白无故地把太监拖来拷问,兜一阵圈子后,就要他们献金银珠宝。头脑灵活立即献上的,当即释放;执迷不悟的,加倍用劲杖打。像这样以武力和恫吓强行索取钱财的做法,以后也时有发生,但已不再是“开源”的主要手段了。神宗以后发现这样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也很难发什么大财。于是,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他借口乾清、坤宁两宫被烧需要大笔款子修缮,抽调大批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分派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这就是十分有名的“采榷之祸”。采榷用太监,而不用士大夫,是煞费了神宗一番苦心的。太监大多不知法纪,又有些心理变态,可以尽搜刮之能事。为了这个特殊目的,神宗还特别授予矿监、税使们节制有司、专折密奏的权力。让他们充当耳目,监督地方,听其诬陷告密,甚至勾结当地流氓恶棍、土豪劣绅,大肆做恶。对于他们的劾奏,神宗十分重视和轻信,朝入夕传,不问青红皂白,就立即派人将被劾者逮捕下狱,严刑拷打,或削籍贬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