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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斋醮活动和造庙观、建宫殿的工程一律停罢;采买香蜡、珠宝、绸缎等例外采买全部停止;并起用嘉靖年间因上疏言事被罢撤、拘囚的海瑞等官员;同时又免除全国百姓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的一半田赋和拖欠的嘉靖四十三年以前的赋税。诏书一出,群臣号啕感激,百姓竞相称颂,一时大得民心。经过一番初步治理,朝政有了一番新气象。
群臣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穆宗一方面为之欣喜,可另一方面他也看穿了宫廷政治的勾心斗角。坐稳皇帝宝座后,穆宗拿定了及时享乐,无为而治的主意。他为此先做了一番布置。和历代皇帝一样,穆宗先是选择忠诚干练的大臣分担政务,为自己巩固江山社稷。他将亲信的大臣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留任内阁,又将身居裕王府时的心腹张居正、陈以勤授予内阁大学士的要职,参与内阁机要大事;在宫内,他把亲信的太监黄锦、王本、冯保、曹宪、李芳等人都安置在要害部位。经过这一番布置,穆宗以为自己的朝廷坐稳,可以安居宫内,静享富贵了。于是,他把日常朝政都推给内阁,连对大臣的操纵、协调的责任也放弃了。谁知事与愿违,在他对朝政大撒手的同时,内阁大臣们的倾轧就开始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闹得他在位6年,经常心绪不宁。
第一场内阁风波,发生在内阁中最重要的两位大学士徐阶和高拱之间。徐、高之争渊源于嘉靖末年。徐阶是多年的内阁元老,一位老练圆滑的政治家。高拱本是裕王的侍从讲官,素有大志,和张居正一起当过国立大学(国子监)的正副校长。徐阶为联络裕王,也是为日后的朝廷更替预作铺垫,于嘉靖四十四年把高拱和郭朴一起举荐为内阁大学士。照当时的社会风气,徐阶作为高拱、郭朴政治上的恩人,是有师生之谊的,理应受到尊敬。可是徐阶忽略了高拱机敏练达的卓越能力,以及位居高官后要求平等处事的自尊心,依然把高拱和郭朴当作后生晚辈对待,种下了纷争的种子。
世宗末年,内阁大学士们的办公室随同皇帝迁到西苑。高拱为了回家方便,把家搬到西苑附近。他50多岁了,没有儿子,一是不放心家事,二是希望与妻妾团聚,于是经常偷空回家。世宗病危之时,一天高拱听到传言,说是皇上不行了,没来得及核实就把办公室里的器具搬回家去。这件事被吏科给事中胡应嘉知道了,作为失职大不敬提出弹劾。世宗处在昏迷中,对这类奏折当然不问。因此,胡应嘉的弹劾并没达到目的,对高拱来说是“有惊无险”。但高拱是个恩仇必报的政治家。他认为胡应嘉是徐阶的同乡,一定是受了徐阶指使。偏偏徐阶在草拟世宗遗诏这样的大事上,不与内阁的高拱、郭朴等同僚商议,却越过他们与裕王府的张居正策划,受了冷落的高拱满腔怨恨,他要等待机会报复徐阶。
机会很快来到了。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朝考察中央机关五品以下官员的例行制度,每6年举行一次。杨博这次考察官员,雷厉风行地罢黜了不少官员,其中也有通常惹不起的御史和给事中之类的言官。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杨博的山西同乡却没有一个受处分的。这引起了负有弹劾责任的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们的公愤。第一个攻击杨博的又是胡应嘉。胡应嘉弹劾杨博挟私愤,庇同乡。这话倒是不错,可是胡应嘉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作为吏科给事中,在吏部办理京察时就参予其中。事前不提出异议,事后又提出弹劾,宽厚的穆宗对这种出尔反尔的言行十分不满,知道其中另有奥妙,于是下令内阁商量处罚胡应嘉。高拱一下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高拱让同样受到了徐阶冷落的郭朴在内阁会议上首先发言:“皇上刚刚即位,胡应嘉出尔反尔,欺君罔上,应该革职。”高拱马上响应。满心想保护胡应嘉的徐阶一看这阵势,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了同意。这下可惹翻了言官们的马蜂窝,他们倾巢出动,一起向高拱开火。穆宗对高拱有多年的了解,当然不会被几个言官所打动。他安慰高拱不要在意,继续安心从政。可朝廷中倒高派气势汹汹,确实让高拱的脸面没处搁,高拱要求徐阶代拟一道圣旨,给提出弹劾的言官一次廷杖,以缄其口。在嘉靖年间,言官弹劾大学士以后,如参劾不倒通常是要挨廷杖的,说不定还要罢官呢!高拱的要求有法可循,但徐阶并不愿为高拱而得罪言官,拒绝了这个要求。这激起了高拱的怒火。他指使自己手下的言官齐康弹劾徐阶,揭发徐阶的弟弟和三个儿子都是横行乡里的大恶霸,有凭有据。这下子更激怒了受徐阶保护的言官们,他们集合起来,将矛头一齐指向高拱,弹劾一次接着一次,逼得高拱实在招架不住,只好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五月辞官回乡了。高拱去后,言官们对郭朴还是不断攻击,到九月间,郭朴也辞职不干了。
这一次内阁风潮,徐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朝臣利用言官互相攻击时有发生。但这却大坏了穆宗的心情。穆宗对于言官们的肆无忌惮,兴风作浪,穆宗深感厌倦。
二、和议蒙古巩固边防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九月,内阁的徐、高之争风潮刚刚告一段落,外患又起。蒙古俺答部数万骑兵攻入长城,扫荡了大同,严重威胁着北京的侧翼。同时蒙古土蛮部大军进犯蓟镇边关,虏掠河北昌黎,直至滦河。左右夹攻,使京师陷入战争的恐慌中。北京城立即戒严,敌情奏章如雪片般飞来。深居宫中的皇帝也深切地感受到战争的威胁,他命令大臣们讨论京师守备和边境作战方略。工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举荐谭纶、俞大猷、戚继光这3位抗倭名将,主张让他们到华北边防练兵备战,抵抗蒙古来犯。这个主张得到徐阶、张居正等大学士的竭力拥护,穆宗很快批准。谭纶本来总督两广军务,立即召回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戚继光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不久又被委任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全部受其统率。接着又提拔西北边防名将王崇古为兵部侍郎兼宣大总督。整个华北边防由诸位名将运筹,使多年沿习下来的边防松弛状况为之一变。几位名将到任后,雷厉风行地整顿边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以戚继光为例,他走马上任立即布置加强防务。一是沿蓟州、永平、山海关一线续建长城,并在长城各重要部位设敌台1200座。这种5丈多高的敌台可以居高眺望,台壁坚固,台内分三层,驻扎100名战士,屯集足够的粮草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凭借这种精坚雄壮的工事,既得处战地要害之机,去长途奔袭之苦,又可长期坚守,互相呼应。二是组建战车营。这种战车每辆用4人推进,作战时排成方阵,外层设拒马,可抵御骑兵冲锋。自己的步、骑兵则居阵内以长枪和火器打击敌人的骑兵。一旦敌人溃退,战车阵则开门放出骑兵追歼。戚继光还把本地部队与调入部队的作战任务做了区分:本地部队专任敌台防御,调入部队专任策应出击。经过这一番精明调遣和严格训练,京师大门的防卫确实达到了军容严整,士气大增的要求。
与此同时,朝廷多次命令长城沿线的将领,要抓住时机与蒙古贵族缓和关系。宣大总督王崇古认真执行了朝廷的谋略,创造了建立友好关系的条件。他一再派人到蒙古地区进行宣传,广泛联系,并一再发表文告,宣布凡是从境外来投奔的平民和军人,都将受到安置接待。由于实行了这些政策,从蒙古地区来投奔的人口越来越多。隆庆四年(公元1507年)十月,连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也跑来了。这个青年的行动,成为明朝与蒙古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契机,对此后几十年的边境安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把汉那吉是俺答第三个儿子铁背台吉的遗孤。由俺答的妻子伊克哈屯抚养成人。后来俺答夫妇为他娶了比吉为妻。婚后小夫妻的感情不太融洽,把汉那吉又爱上了姑姑的女儿三娘子,把她也娶了。正当把汉那吉陶醉于甜蜜缠绵之中,突然发生了一件使他羞恨欲绝的变故——俺答也爱上了自己美貌的外孙女三娘子,并把她夺了去。这在当时,原是可以被蒙古风俗接受的事。可把汉那吉实在忍受不下这种羞辱,一气之下带着妻子比吉、奶妈的丈夫阿力哥等10余人弃家南奔,匆匆地驰往长城线上的大同关。
大同巡抚方逢时立即向宣大总督王崇古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