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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朝的一批正直大臣见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但他们屡谏不听，有些人开始心灰意冷。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四月，吏部尚书马文升上疏要求退休。武宗即位以来，马文升像以前那样，孜孜不倦地处理职责范围内的各项政务，为了汰除传奉官，不惜开罪当权的太监。太监们对他十分怨恨，这时见到他的乞休奏疏，就劝说武宗下旨，允其归。武宗听从了太监们的主意，非常客气地将马文升打发回家。被武宗打发回家的重臣，还有兵部尚书刘大夏。在排斥正直臣僚的同时，武宗在刘瑾等太监的怂恿下任用了一些投其所好的小人。如代替马文升职务的焦芳，因他心术邪恶、一心向上爬，被刘健、谢迁所看穿，一直不得重用，一次户部尚书韩文报告财政吃紧，大臣们在廷上议论，认为“理财无奇术，惟劝上节俭。”武宗出于对这件事的关心，找了心腹在大臣中间观察。当时的吏部左侍郎焦芳参加了这次讨论，他知道武宗安排了耳目，故意大声说：“就是老百姓家也要有所花销，何况国家、君主！现在拒租匿税成风，你们不去认真查处，反过来倒说皇上的不是，究竟是为什么？”一言即出，武宗对焦芳自然另眼相看，加上刘瑾吹风，很快就让他升任吏部尚书。
眼见“八党”胡作非为，朝政日非，正直的朝臣忍无可忍，正德元年十月，户部尚书韩文愤然联合其他大臣上疏。他们历数“八党”的罪行，规劝武宗以国事为重，勤政讲学，远离小人，以肃纲纪，要求将“八党”明正典刑。武宗接到疏奏，思前想后，因事关众怒不得不把奏疏交给内阁讨论，但提出从轻发落刘瑾，让他到南京去服苦役。内阁大臣表示不同意这样做，坚持要杀掉刘瑾。到内阁中传达、商讨意见的司礼监太监王岳、范亨平时也非常憎恨刘瑾，回来向武宗报信说：“大臣们的态度非常坚决，没有商量余地了，内阁首辅刘健还推案大哭，说：“先帝临终前要我辅佐太子，治理天下，现在他陵墓上的土还没有干，不杀八党，我没有脸去见先帝！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在咄咄逼人的形势面前，武宗无奈只得同意对刘瑾等人处以死刑，当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忍不住泪如泉涌，心里有说不尽的委屈。
刘瑾死党焦芳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告诉了尚蒙在鼓里的刘瑾。刘瑾大惊失色，困急之中带上另外7个人，急赴武宗寝宫，围着他放声大哭，乞求皇上饶命。武宗心中老大不忍，脸上现出悔意。刘瑾看准机会，为其儿党百般解脱，并挑拨说：“这件事情全怪王岳这个恶贼，他勾结朝廷命官想限制皇上外出宫门，故意先除掉我们，使其能控制皇上。退一步说，富有四海的皇上，玩几只鹰又有什么？如果司礼监有一个皇上信赖的人，阁臣们难道敢这样逼迫陛下吗？！”
武宗听后连连点头，他认为刘健等人太过分了，越想越气，不仅改变了杀刘瑾的计划，反而当即任命刘瑾为司礼监太监，执掌司礼监。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西厂成化十八年罢，这时又设），将宫廷权力几乎全交给了刘瑾。刘瑾有了权力，连夜派人把王岳、范享逮捕，押往南京。
一夜之间，局势逆转。第二天早朝宣读的圣旨，对充满信心、准备伏阙力争的大臣们，不啻是当头一棒。刘健、李东阳、谢迁万没想到，一夜工夫，乾坤颠倒，刘瑾等人不仅活着，而且升了官，控制了武宗身边的要害部门。他们对武宗失望到极点，许多大臣提出辞职回家。武宗没有客气，在他们的辞呈上挥笔写了“钦准”。
贬斥顾命大臣的决定遭到了言官、大臣们的激烈反对。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向武宗进言，请留刘健、谢迁。武宗认为这是对皇威的冒犯和轻蔑。他下令对谏争的官员们施以杖刑，削职降级。那几日宫廷内哭号震天，血肉飞溅，京城外落叶翻卷的土路上，不时有载着遭贬官员及家眷的马车匆匆驶过。兵部主事王阳明，为保护言官当面怒斥刘瑾，结果也被处以杖刑，贬为贵州龙场驿丞。他在赴任途中，发现有刘瑾派来的杀手追踪，只好夜中将鞋、帽投入钱塘江中，造成投水自尽的假象，才得幸免一死。
二、重用刘瑾纵情淫乐
自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去职后，武宗愈发信任刘瑾，对他言听计从。刘瑾控制了皇上，便开始报复政敌，扩充个人势力范围。先是杀掉了押往南京途中的王岳、范亨，很快借故罢了户部尚书韩文的官，命令厂卫的侦缉四出监视官员的行动，然后派出自己的亲信太监，分镇各边镇，将对自己摇尾乞怜的人一律升官，一时擢升官校达1560人，又假借武宗的旨意，授锦衣卫官数百名，其死党焦芳，还被他保举进了内阁。朝内朝外，遍布刘瑾党羽。
初时，每当武宗玩乐兴致正浓的时候，总要扫兴，因为刘瑾每每这时将各司送来的疏奏，递过来让他御批。武宗对此大为光火，一回两回倒还忍了，经常这样，禁不住就暴躁起来。他横眉立眼地喝斥刘瑾：“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我来管，我来问，要你们这些人干什么？！”岂不知这正中了刘瑾的奸计。这以后，刘瑾就将武宗的御笔抓了过去，所有文武官员的奏章实际是送刘瑾过目。刘瑾没有文化，不学无术，许多奏疏看不懂，更不能批答。不过他也有办法，就是将奏疏带回私宅，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相商处理，然后交给焦芳润色执行。刘瑾的宅前，天天都有大批各府衙门的官员等候汇报公事，对他行向皇帝行的跪拜大礼，如同等候皇帝的召见一样。官员在奏疏里和平常的谈话中，都必须称他刘公公或刘翁，不可直呼其名。都察院有一次忽略了，公文中写了“刘瑾”二字，被他臭骂一顿，都御史只好率领僚属跪着请罪，才算无事。大小官吏奉命出京办事或归来，都要先拜见刘瑾之后才能上朝，这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大小官员莫敢违犯。出自刘瑾手中的“御批”、“圣旨”源源不断，文武百官真假莫辨，只好一一遵从，内阁首辅李东阳对此也只能点头称是，不敢提出疑问。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三月，刘瑾假借武宗的圣旨，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又做了两件事。他先是到内阁中走了一趟，让阁臣撰敕扩大镇守太监的权力，命各府州的镇守太监，可以干预巡抚的刑名政事。之后，又将原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御史陈琳等53人列入奸党，“榜示朝堂”，召集了群臣跪在金水桥南听“诏”，借此对朝官中的正派人士进行威吓。
武宗对刘瑾的横行跋扈，闻之不怒，见而不怪。一方面他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无暇顾及，另一方面他认为刘瑾忠心耿耿，为自己拔掉了不少眼中钉。有些对刘瑾非常痛恨的官吏，用写匿名信的方法，向武宗告发刘瑾权擅天下，索取贿赂、侵渔百姓的罪状，武宗则认为是无稽之谈，望风捕影。他不但戏谑地说“我的天下就是给此人也无不可，不过要等我乐意的时候”，甚至将收到的匿名信交给刘瑾去处理，以显示自己对刘瑾的充分信任。正德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时，丹墀前又发现了告刘瑾的信。武宗让人把信拿来，匆匆一扫，随手交给刘瑾，拂袖而去。刘瑾恼羞成怒，立即下“旨”，令百官跪在奉天门外，对他们进行责诘。因无人承认，当晚又将五品以下官员300多人收入锦衣卫狱。时值酷夏，竟有人热渴而死。第二天李东阳上疏申救，刘瑾也听说是太监中人所为，始才将人释放。事后，武宗对李东阳说：“你说的那些好人，我就是不任用，你说的坏人，今天我倒是偏偏要重用他。”
在武宗的支持下，为了监视京城士民及百官的言行，正德三年八月，刘瑾又成立了内行厂，由他亲自掌握。这样东西两厂和内行厂三大特务机构连成一气，争相侦缉罗织，滥杀无辜。内行厂中设置了各式特殊的刑具，其中一种叫反枷具，重达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