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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真正做到从谏如流并不那么容易。洪熙元年，大理寺卿弋谦一次直陈时政时，言辞过于激烈，引起了仁宗的不悦。一些阿谀之臣乘机弹劾弋谦。有人说他诬下罔上，有失大体，还有些人则说他是卖弄正直，沽名钓誉。这些人的火上浇油，更增加了他对弋谦的厌恶。杨士奇对仁宗说：“弋谦虽然不谙大体，但内心十分感激皇上的超抉之恩，总想尽力报答。再说也是由于主上圣明，他才敢于这样直言，请陛下能宽容他。”仁宗听了他的话虽没有加罪于弋谦，但每次见了他，总不给他好脸色，说话也十分严厉。见此情景，士奇又一次进谏，劝仁宗说，弋谦是响应号召直言陈事的，如果治了他的罪，将会使四方朝觐之臣认为皇上容不下直言之人。这样下去，等于让群臣结舌。仁宗承认是他不够大度宽容，也认识到是阿谀之辈的迎合增加了他的过错，表示要妥善处理，最后决定让弋谦专管大理之事，不再参朝。
谁知这样处理还是产生了很大消极影响，因为以后大臣们言事的越来越少了。仁宗慢慢悟出这是由于弋谦的事引起的，他在下了一番决心后，把杨士奇找来，告诉他说：“我不满的是弋谦的矫激过实，并不是要堵塞言路。现在朝臣逐月无言。你把我对这件事的态度告诉所有大臣。”杨士奇赶忙说：“这样的大事，我空说不足为凭，请陛下亲降玺书。”于是，仁宗命杨士奇在榻前草敕引过。敕书说：“朕从即位以来，臣民上章，数以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前者弋谦所奏许多事违背了事实，群臣遂交章奏其卖直，请依法治他的罪。我没有这样办，只免他朝参。但从那时起，言事的人日益减少。身为大臣而怀自全之计，退而默默，怎样尽忠？对于弋谦，我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感到愧疚。群臣不要消极地接受这件事的教训，对于国家利弊，政令不当等等，尽管直事陈言，不必有什么顾忌。今后弋谦照常朝参。”从此，仁宗待弋谦如初，不久又提拔他为副都御史。
这件事不久，仁宗一病不起。洪熙元年五月，仁宗命杨士奇起草敕书，遣宦官奔赴南京立召太子朱瞻基进京。皇太子尚未到北京，仁宗已觉支持不住，便留下遗诏传位于皇太子，崩逝于钦安殿，终年48岁。仁宗在位只有10个月，洪熙的年号也只有一年。他曾对人说，他只知道尽自己的职责，别的都不想。决心励精图治，一心创建事业。然而却未能如愿。这不能不说是明朝的不幸。
朱高炽死后葬于献陵，被谥为“孝昭皇帝”，庙号“仁宗”。
第三百四十一章 宣宗朱瞻基
一、继父登基平定藩王
一天夜里，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太祖朱元璋授给他一个大圭，并对他说“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朱棣醒来很是惊奇。没过几天，他的长孙降临人间。满月时朱棣见到婴儿，欣喜异常，兴奋地说：“小子英气溢面，符吾梦矣。”这个婴儿就是被朱棣视为掌上明珠，被后人称为英明之君的宣宗皇帝朱瞻基。
朱瞻基渐渐长大了，果然聪颖过人，嗜书好学，深得成祖朱棣的喜爱。为了使孙子能成为自己所希望的明君，朱棣对瞻基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看到孙子长期生长在深宫，未接触外界，便想法让他知道稼穑之艰难，了解民情民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朱棣要从南京到北京巡视，特意带上瞻基同行，一路上让他体察民情风俗和农桑劳苦之事，告诉他太祖朱元璋开国创业的艰难，向他讲解古代兴亡得失的故事，要他引以为戒。并以此为主题，专门为瞻基编撰成《务本训》一书，要他不断学习，时刻牢记。永乐九年，13岁的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孙。从此，朱棣不论是巡幸北京还是巡边讨伐，都把朱瞻基带在身边，随时教诲，或讲经论史，或授知兵法，或体察百姓疾苦，这为以后瞻基成为较为英明的封建帝王打下了基础。
永乐二十二年，随着父亲登上皇位，朱瞻基被立为太子。一年之后，他的父亲朱高炽病逝，他登基做了皇帝，是为宣宗。定年号为宣德。
像一般的皇帝一样，宣宗即位之初也宣布大赦天下。但他对获释的官员的去留把关甚严。因贪赃枉法而下狱虽可遇赦出狱，但一律要罢官为民。
在用人为政方面，宣宗既信任重用杨溥、杨荣、杨士奇、蹇义、夏原吉、黄淮等一班富有经验的老臣，又十分注意发现任用新的人才。即位的第三个月，他通知吏部，让在京的五品以上及御史、给事中，在外的布政、按察二司及府、州、县，举荐公正廉洁的人才。为了保证人才的质量，防止徇私，还规定，凡被举人犯法，举荐人连坐。由于宣宗注重吏治，善用人才，加上仁宗时较好的社会基础，这时的明王朝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史称为“仁宣之治”。但就在这时，一件宣宗最不愿发生的事发生了。
汉王朱高煦是宣宗的叔父。永乐时，为争夺太子地位，曾屡次谗陷朱高炽，后被朱棣贬至乐安（今山东广饶）。仁宗崩逝时，瞻基从南京前往北京奔丧，高煦曾准备在路上截击，然后自己篡位。因事情仓猝，未能得逞。宣宗即位的第二个月，高煦派人送来奏书，提出了利国安民的4条建议。宣宗看到奏书，十分高兴地对大臣们说：永乐时，皇祖常对皇考和我说此叔有异心，要防备他，然而皇考对他却极为仁厚。今天他所提的4件事，果然也是出于至诚，可见叔父旧心已改。于是，宣宗命有司按高煦所提建议施行，并复信表示感谢。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高煦派人进京贡献元宵花灯。这时，有人向宣宗报告说汉王是以献灯为名窥探朝中虚实。宣宗宽厚地表示要虚怀款待，不要猜疑。对于高煦提出的要求，宣宗也是有求必应。要骆驼，宣宗一次就给了他40峰，要马，又给了他120匹，索要袍服，也都如数满足。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感化高煦。这年八月，他还是扯起了反叛朝廷图谋皇位的大旗。
高煦先是秘密派人潜入北京，企图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被张辅擒获送交朝廷。之后高煦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为攻占济南的内应，计划先取济南后取北京。当时恰在济南的御史李浚得知这些情况后，弃家舍口，更名换姓，星夜赶往北京报警。但他还未到，高煦就发难了。他致书宣宗，指责仁宗违犯洪武、永乐旧制，指斥宣宗也犯有诸多过错，斥责夏原吉等为奸佞之臣。同时，他还分别致书公侯大臣，挑拨君臣关系，造谣诋毁宣宗。
事已至此，宣宗别无选择，只有发兵平叛了。深夜，宣宗召集几位心腹大臣，屏退了左右，共商征讨大计。大学士杨荣提议宣宗亲自挂帅出征。他认为，高煦一定觉着宣宗刚刚登基不会亲临战场，如出其不意，以天威临之，必然会成功。这时，英国公张辅主动请战，说高煦一贯好虚张声势，内里其实很懦弱，只要有两万兵马就可擒获高煦。夏原吉则以朱棣举靖难之兵，建文帝只派李景隆征讨而最终失败提醒宣宗。并说他昨天见到有的将领一接到准备征战的命令就脸色惶惶，如真到了战场更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兵贵神速，御驾亲征，先从气势上压倒对方。宣宗采纳了杨荣、夏原吉的意见，决定亲征乐安。
前锋薛禄抵达乐安，高煦约定第二天出战。这时，宣宗离乐安尚有近百里，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下令大军日夜兼行。文臣提醒宣宗要谨慎行事，武臣则怕林莽之间设有埋伏，劝他第二天再走。宣宗果断地说，“兵贵神速，我们如能抵城安营，他们就会像井中之虎。现在大军压境，他们这些乌合之众哪里还顾得上设伏。”他们赶了一夜，天明时终于到乐安，将城团团围住。
高煦见宣宗已将城围住，不敢出战，只在城内用火炮射击。将军请求宣宗下令攻城，宣宗没有答应，而是连着给高煦写了两封信劝降，仍不见回音，他又写了告高煦部下的谕示，命人用箭射到城中，城中守兵争相传看，一些人便欲擒执高煦，以图立功得赏。高煦见城外大军压境，城内军心不稳，知道大势已去，内心十分沮丧畏惧。他后悔自己低估了宣宗，感到实在已经走投无路，便决定缴械投降，以期得到宽恕。于是，他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