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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取太宗，太宗急命左右护驾，但诸将被辽兵分割散乱难以顾及，太宗仓皇失措，幸亏辅超、呼延赞等人赶到，奋力遮护，保卫太宗南奔至涿州。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太宗诏议亲征，企图扭转高梁河惨败之后频频挨打的被动局面，挽回自己的面子。但是前次亲征的惨败，特别是高梁河之战险被辽军所擒的遭遇，使太宗余悸未消。这时又有参加政事李至乘机上言，说京师是天下之根本，皇上不离辇毂，而命将出征，可以显得从容。太宗顺水推舟，决定不再亲自出马，而出动30万大军分东、中、西三路北上攻辽。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进出飞狐，潘美、杨业（即后汉名将刘继业，降宋后恢复本姓杨）出雁门。
初期作战宋军进展顺利，接连小胜。但由于宋军指挥不当，各路军缺少合作，纷纷败绩。杨业父子率领残兵在陈家谷奋力死战，不见援兵，命其子杨延昭杀出一条血路，飞马乞援。辽兵漫山遍野而来，杨业部下大部分战死。杨业本人身负几十处创伤，最后为辽军所俘获，不顾辽军的威胁利诱，绝食三日而死。
杨业失援败死，边境大震。云、应、朔诸州将吏都弃城而逃，3州复为辽军占领。辽军又乘胜进入宋境，深入深（今河北深县）、德（今山东德州）、邢（今河北邢台）等州，抢掠一空，使宋朝边民蒙受重大损失。败报传至宋廷，太宗痛失良将，下诏旌表杨业，赠其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大将军潘美，坐失战将，监军王侁，贻误战机，分别给以降官三级和除名的处分。在战事方面，宋太宗远不及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身历百战，有着丰富的战场实践经验。而赵光义则基本上没有经历过重大战役，缺乏这方面的锻炼。但他又自诩高明，刚愎自用，再加上为了控制军将，每次作战前都亲自拟定阵图，结果严重束缚了前线将帅的手脚。
端拱元年（公元988年）秋八月，北部边境接连3次警报，依次是涿州、祈州、新乐失守。太宗满面愁容，对群臣说：“契丹不肯收兵，经常骚扰河朔，看来不得不大举北伐了。”他心里却对出师一点把握都没有，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北伐时踌躇满志的信心和决心。朝中一些大臣开始提出主和与主战两种不同的政见。主和派要求太宗屈己求和。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引证汉唐故事说明对外讲和的重要。但是，对于那些明显要求屈辱求和的主张，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对赵普等人说：“恢复旧疆，不是别人的主张，是朕的一贯志向。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所致。”右正言、户部郎中张洎等主战派则相继上御戎策，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任贤修政，省官畜民，选励将士，再次北上伐辽，收复失地。太宗虽对这些主张加以赞赏，但却不打算实行。
太宗晚年，守内虚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因此，对辽由攻到守，准备和解。而辽朝的萧太后对宋朝多次北伐却耿耿于怀，向宋摆开了进攻的阵势进行威胁，并帮助李继迁继续削弱宋朝的力量。宋太宗为了防守，使宋军在河北沿边的平原上疏浚、开拓边地河道，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沽海口，利用河渠塘泊，筑堤储水，深十余尺，作为屏障，曲曲弯弯，东西900里。沿塘设置28寨，125军铺，士兵3000余人，部署兵船百余艘，往来巡警，以防辽国骑兵的奔突。对于辽军的入侵，“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结果军队将士手足无措。守边将领们只好得过且过，“及遇敌则惟以闭垒塞门为上计”，真正能对辽军作战的将领屈指可数。从此，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越来越弱了。
三、借鉴前车以文治国
宋太宗是自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他即位之初也重武，是因为当时形势需要他继承太祖的统一大业，既然武运不昌，遂转而重文。太宗在多次伐辽失败后，失去了往日的锐气；但文治方面，他的确有很多独到之外。他开创、修补、完善了宋朝的各项典章制度，使之在自己在位期间基本成为定制，为宋朝奠定了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各方面制度的基础，使其不至于像五代各朝那样短命天折。两宋之人多言“祖宗之法”，这“祖宗之法”即是指宋太祖宋太宗而言，其中太祖法度主要在于军事、政治方面，而太宗除了对太祖法度做了进一步完善外，又着重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法度规范。
科举制度虽始于隋唐，但真正完善是在北宋。到宋初，门阀制度不复存在，科举向文人知识分子广泛开放，“家不尚谱谍，身不重乡贯”，只要文章、诗赋合格，都可录取。宋太宗扩大了取士的规模，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数额远远超过唐代及宋太祖时。太宗还促进科举取进士日趋严密、完整。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以后，殿试成为定制。太宗进一步规定，殿试后在殿前“唱名”，由皇帝分别赐与“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的功名。太宗时实行考卷糊名弥封法，有效地防止了考官利用试卷作弊。宋太宗还严格科举考试，亲自复试。
太宗十分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五代以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在石长庆门东北，仅有小屋数十间，而且“湫隘卑庳，仅庇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旁，卫士驺卒，嘈杂其旁”，条件很差，三馆每逢受诏撰述，都是移到其他地方。太祖时期，也没有什么改善。太宗即位的第二年，亲到三馆视察，看到这种寒酸状况，对左右侍从慨叹道：“这哪里能够蓄天下图书，待天下贤俊？”当即下令另选左升龙门东北车府地为三馆新址。命中使督促工匠，晨夜兼作。三馆的栋宇殿阁，都是太宗亲自规划的，其精美壮观，可与皇宫的建筑媲美。一年后工程竣工，定名为崇文院。到太宗晚年，崇文院及秘阁的藏书已十分丰富。太宗颇为自负地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求，今方乃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
在广泛搜求图书的同时，太宗先后组织一批文人编纂了几部大型类书。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刚刚即位几个月的太宗就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10多人编纂《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等书。由于年代久远和朝代的更替，宋太宗时期收集的绝大部分图书，今已佚失，但当时编纂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苑英华》这3大部书却流传下来，因而许多古代典籍的内容赖以保存。宋太宗主持编纂的这3大部书，成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的宝贵资料。
太宗好读书，这是五代以来帝王中少有的，这与太宗的父亲赵弘殷有关。赵弘殷和其长子赵匡胤都是介胄武人，然而这个军人家庭却希望日后有个读书知礼之人。赵弘殷当年总兵淮南时，攻破州县先不取财物，总是设法搜求古书，交给匡义，并不断督促他学习。匡义因此精于文业，而且多有艺能。他会作诗，通音律，擅书法，喜对弈。太宗到崇文院读书，常让亲王和宰相们一同翻阅，并亲自解答书中的疑难问题。有时还召降王李煜等前来参观。太宗指着汗牛充栋的图书对南唐后主李煜说：“听说你在江南好读书，这里的简策，有许多是你的旧物。近来还读书吗？”李煜满怀亡国之痛，惟有顿首逊谢而已。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九月，太宗想让武将见识一下文儒之盛，召马步军都虞侯傅潜、殿前都指挥使戴兴等人到秘阁纵观群书。
宋代的皇帝多注意从历史上汲取统治的经验教训，这可以说是从太宗开始。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太宗对大臣说：“朕历览前代书籍，发现君臣之际，大抵情通则道合，所以有事皆无隐匿，言论都可采用。朕励精求治，卿等作朕股肱耳目，如果施政有缺失，应当悉心上言说明，朕决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说话。”
太宗执政较为勤谨，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他亲自挑选人才，甚至于忘了饥渴。通过召见临问以观其才，优秀者提拔重用。他对近臣说：“朕每看见布衣缙绅中有才志受推戴的，就替他的父母高兴。”太宗每天一早就到长春殿受朝，听完百官的政务汇报，就到崇政殿去处理政事。等到中午，还来不及吃饭。
太宗所写的碑刻、匾额今日犹可见到，他于书法旧有根柢，又经名家指点，勤加练习，故有较深的功力造诣，并非单凭地位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