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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规定低薪制，一是因为开国之初，财政困难；二是贫民出身的朱元璋心底对官员们总有一种仇恨的潜意识，他不希望这些人被自己养肥；三是读书人都是孔孟之徒，他们入仕，出发点应该是行孔孟之道，并不应该为一己私利。所以，薄俸正好有利于他们砥砺节操，保持正气。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低薪制其实是中国基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政治传统，只不过其他朝代没有低到这样让人吃不饱饭的地步。
一方面是官俸低得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是官本位，官万能，各级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制定各种土政策，进行各种乱收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这种制度的荒悖，正如同“渴马守水，饿犬护肉”，导致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这种制度下，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做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明朝的著名清官轩（ní）“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秦“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在清官的传记上，这种窘状比比皆是。另一种就是遵照官场惯例，通过土政策来维持开支，支撑关系网的建立。而一旦越限，人们的欲望往往一发不可收拾。就像遇到了适合环境的细菌，贪污不可抑止地疯狂生长。
对于制度性腐败，历朝以来对付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杀”，从肉体上消灭贪官；另一个就是“教育”，通过树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确的导向，来感动人教育人转化人。
这两种办法都如水中捞月，无济于事。历朝以来，以明太祖朱元璋惩贪最为坚定，对官员要求最为严苛，然而，偏偏是他定下一系列惩贪祖制的明王朝，腐败得登峰造极。
在朱元璋看来，别的罪过都可恕，只有贪污，一个也不能饶过。他制定了残酷的惩贪法律，规定凡贪污六十两以上者，均枭首示众，而且还要把人皮剥下来，里面填上干草，摆到官府公堂对面，用来警告继任者。后来，见此举仍不能制止贪污，又规定：“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只要是贪污，即使只有一两银子，照杀不误！除了杀头之外，朱元璋还制造出抽肠、刷洗、锡蛇游（用熔化的锡水灌进人口）等骇人听闻的酷刑来惩罚贪污犯。
洪武皇帝的治下如同地狱再现，帝国几乎每个县的县衙里都摆着一个皮人，举国杀掉的官员十数百万。上自朱元璋的义子干儿、皇亲国戚，下至无品级的胥吏，只要稍涉贪污，一个也不放过。
在大屠杀的同时，朱元璋还十分重视树立典型，表彰先进。他先后树立了王升、王兴宗、陶后仲、隋斌、王平等数十名廉政典型，对他们加官晋爵，大加封赏，并且编了《彰善榜》、《圣政记》等宣传材料，广为宣传他们的事迹。严惩和教育，朱元璋的力度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效果如何呢？虽然一时之间贪官似乎大为减少，然而，力度稍稍减弱，贪污又如雨后春笋，势不可挡。治理了二十多年，到了晚年，贪污案件仍然层出不穷。朱元璋连声哀叹，前边的死尸还没有收走，后边的继任者又贪污上了。治理越重，贪污的反倒越来越多。“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其实痴迷不醒的，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政治。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用其他办法来治理腐败，没有人考虑过制度的合理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缺乏自省精神的文化。在这样一个完全封闭的文化体系包围下，一切都有现成的正统解释，人们已经丧失了建设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五节 清官是官场上的反面教材
从某个角度来说，海瑞的心和朱元璋是相通的。海瑞对朱元璋的残酷惩贪措施完全赞成：
我太祖视民如伤，执《周书》“如保赤子”之义，毫发侵渔者加惨刑。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
可以说，上有朱元璋这样愚昧的专制者，下有海瑞这样甘于自虐的“清官”，才造成了中国社会滔滔不止的贪黩文化。吃着粗粮青菜，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海瑞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他甘清贫如饴，清贫有助于他保持气节，而富贵温柔则是道德的陷阱。
海瑞从来没有反思过，开国之初的经济萧条与现在的经济繁荣不可同日而语，以那时的标准作为现在的俸禄是否现实？要求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摒绝物欲是否可能？推崇中庸的中国文化其实总是在走极端。儒家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宣称一个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为中国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
凡事都被划为两极，中庸无处藏身。清官们的一丝不取与贪官们的毫无禁忌，其实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长而成的两极。
“清官”现象，其实是贪黩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官与贪官相辅相成，正如太极之一阴一阳，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贪官们的“至贪”。换句话说，做清官标准太高了，对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清官标准，那或多或少，就是个贪官，既然贪了，何不贪个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场中是官员们的反面教材。做清官不仅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每办一件事，海瑞都要严格遵守帝国规定，因而窒碍重重，举步维艰。同僚的讥笑、排挤、不合作，乡绅们的抵制、咒骂、上访甚至死亡威胁，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里，母亲、妻子、亲戚也整日抱怨不已，虽然不敢明着指责他，然而，起码不给他好脸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实是在日日承受一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
海瑞把这种煎熬当成了一种考验，一种磨炼，一种“超凡入圣”的必经之途。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海瑞任淳安县令之后，都御史鄢懋（mào）卿巡行浙江。都御史是御史台长官，相当于纪检委书记，所到之处，接待的规格本来就很高。况且鄢氏平时即好排场，因此，各地官员在接待上都下了不少工夫。连吃喝带“土特产”，一个县没有千把银子下不来。
鄢氏所到之处，“监司郡邑诸吏膝行蒲服，跪上食。携妾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仪从煌赫，道路倾骇”。
鄢氏将过境淳安的消息传来，师爷愁眉紧锁。府员、道员到来你公事公办则还罢了，这一次来的可是部级干部，并且是都御史，如果把他得罪了，一个小小县令，官位立刻不保。
海瑞却不信那个邪，面对师爷的劝告，他不耐烦地说：“充军死罪，宁甘受，安可为此穿窬（yú，门窗边的小洞）举动耶！”即使充军杀头，也不做这样见不得人的事！
他告诉师爷，不必发愁，且看本县如何处置！
他的“处置”就是给鄢部长写了封信。信的大意是：接到您发来的公文，通知您将巡视我县。您在公文里说您“素性简朴，不喜承迎”，要各地接待上要简朴，不可铺张浪费，以节省帝国钱财。可是我听您所到过的县报告说您所到之地，“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金花金段，一道汤一进”，与您在通知中所说大相径庭。是不是各县官员误解了您的意思，把您的要求当成虚文了呢？
接到了这封信，鄢氏连淳安所属的严州都没有进，绕道而去。严州知府大发雷霆，把海瑞叫到州上拍案大骂了一顿：“你多大一个破官，还反了你了！”知府詈不停口。海瑞唯敛容长跪，无一语辩。
严州知府终于受不了了，浙江官员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他们联起手来，要把海瑞弄走。然而海瑞居官行政，处处以太祖祖制为依据，不逾规矩一步，挑他毛病还真不容易。
这难不倒官场中人。罢不了你的官，我还升不了你的官吗？府道官员联合建议，像海瑞这样道德高尚的清官，应该晋升到中央去任职。
海瑞的清廉，北京高层时有耳闻。既然浙江省官员也认为海瑞应该升官，那么就提拔他一下吧，也反映出干部选拔中的公正清廉。然而，到北京任职不大合适，既然地方官做得好，还是留在地方作贡献吧。于是三年知县任满，吏部预备提升海瑞任浙江嘉兴府通判。
这一下，弄巧成拙的浙江省官员紧急动员，找到了受海瑞羞辱的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