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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灾害影响较大的。如果算上一般的灾害，则“凤阳十年九荒，非旱则雨”（《凤阳新书》卷四），至明末更是“十余年来无岁不灾，无灾不重”（《凤阳新书》卷四）。
当初朱元璋强制迁来的移民的后代，在一次次灾荒中不断逃亡他乡。
比如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凤阳府等处发生涝灾，“田禾无收，积年在彼逃民，俱各转徙，赴济宁、临清各处趁食，动以万计”（《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四）。
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江淮南北，民多流亡”（《明宪宗实录》卷一一一）。凤阳的人口，在明中期以后迅速减少。据《凤阳新书》记载，该县“洪武之初，编民十有四万也。自时厥后，旧志尚在丁口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余口，万历六年，则仅存一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口”（《凤阳新书》卷四，《赋役篇第二》）。
剩下的人，也无法正常定居，许多人渐渐以乞讨为职业。他们“群趋于惰，兼之水旱频仍，中人荡产，且乏兼岁之储。一遇灾荒，辄膏子女、弃故土而适他乡者，比比皆是”（雍正《怀远县志》卷一）。因此形成的“凤阳花鼓”，随着这些逃荒者的足迹，传遍了大江南北而闻名全国。明末清初的魏裔介，曾在一首《秧歌行》里描写说：
凤阳妇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黄河。北风吹雪沙扑面，冬冬腰鼓自婆娑。衣衫褴褛帕在首，自言出门日已久。前年寿州无雨泽，今年泗州决河口……我唱秧歌度歉年，完却官租还种田。南来北往如飞燕，如此艰辛实可怜凤阳农业经济因此告别一时的繁荣，重现萧条衰落之状。本来经过朱元璋的大力经营，凤阳府土地数量一度达到了40万顷。至明代中期的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该府的耕地面积却回落到仅有61263顷（《明会典》卷一七，《户部·川土》）。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至弘治十五年不足150年的时间，凤阳府的耕地面积竟减少了30多万顷。“凤、淮土广人稀，加以水灾，民半逃亡，二千里皆成草莽。”（《明神宗实录》卷五八）曾任庐州知府和吏部尚书的张瀚对淮河流域的土地荒芜之状有过细致的记述，在经过凤阳一带时，他亲眼目睹了那里的荒芜萧条之状。
尝往来淮、凤，一望皆红寥白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间有耕者，又苦天泽不时，非旱即涝，盖雨多则横涝弥漫，无处归束；无雨则任其焦萎，救济无资，饥馑频仍，窘迫流徙，地广人稀，坐此故也。（张瀚《松窗梦语》卷四，《三农纪》）直到今天，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既不及苏南富裕发达，也不如鲁中的蓬勃兴旺，同为沿海开发地区，差异如此之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由于当地生态环境在明代遭到了严重破坏。朱元璋当初做梦也想不到，他的一片好心，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第十五章 朱元璋之死：最后一道可怕的命令
第一节 强人离世
朱元璋是个工作狂，很少娱乐和休息。
经过二十多年的“剪伐斫削、藻绘粉饰”，大明天下这座大厦的外表终于接近了朱元璋的蓝图：天下太平，四方安定，民生恢复，基业稳固。最主要敌人蒙古已经被压制在了一隅，天下有实力挑战皇权的豪强势族已被消灭，经济迅速恢复，社会日渐稳定。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户部呈上最新统计数字，全国的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余顷，比史籍所载的北宋耕地的最高数字（宋真宗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万余顷），增加了三百二十六万顷。全国的人口六千零五十四万，超过了《元史》所载元代最高的人口数字（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全国的田赋收入仅米麦一项即多达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余石，比元朝岁入一千一百一十一万余石增加了近两倍。
这些统计数字的代价是朱元璋那颗超级大脑长年的超负荷运转，不间断的紧张工作持续消耗着朱元璋的健康，而晚年两次亲人去世，又使朱元璋的精神遭遇重大打击：洪武十五年，五十一岁的马皇后病死，朱元璋十分悲痛。更大的打击是洪武二十五年朱标的去世。六十五岁的老皇帝如同天塌一角，精神几近崩溃。史载朱标去世后第三天，朱元璋“御东角门，召廷臣谕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因之大哭不止”。
第二年朱元璋大病一场，虽然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却从此“病缠在身”，身体大不如前。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初八，七十一岁的朱元璋再度病倒。一生好强的他开始还勉强撑着病体，“日临朝决事，不倦如平日”，以为能熬过去，不想百般治疗，病情始终未见好转。迁沿月余，闰五月初十日，在西宫卧榻上停止了呼吸。驾崩之日，发布了早已准备好的遗诏：
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于世，定祸乱而偃兵，妥生民于市野。谨抚驭以膺天命，今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专志有益于民。
奈何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智，好善恶恶，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惧，虑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辅佐，以福吾民。葬祭之仪，一如汉文勿异。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所改。
朱元璋死后的第七天，皇太孙朱允炆即位，葬朱元璋于孝陵，上谥号曰“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又上谥号曰“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下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明世宗改谥为“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第二节 最后一道可怕的命令
临终之前，朱元璋发布了一生最后一道命令：“责殉诸妃”，也就是命令妃嫔们为他殉葬，到地下去服侍他。这道命令，复活了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一千多年的人殉制。
殉葬是先秦时代的野蛮风习，贵族们生前钟鸣鼎食，死后还要把生前喜欢的一切，包括美貌的侍女，都带到坟墓中去继续享用。墨子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舆马女乐皆具。”考古发掘战国以前的贵族大墓，常见累累殉人白骨。
随着人文精神的觉醒，从春秋晚期起，这种野蛮的做法就不断遭到人们的抨击。秦国起于西陲，在诸国中文化最为落后，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殉葬者居然高达一百七十七人，秦人因此作了著名的《黄鸟》之诗，表达讽喻痛惜之意。墨子批判殉葬制“辍民之事，靡民之财”，荀子则更激烈地批判道：“杀生而送死谓之贼！”随着文明的演进，春秋之后，人们开始大规模制造泥塑木偶代替生人陪葬，人殉现象越来越少，连最野蛮的秦国，也于公元前384年正式下令废止人殉。两汉之后，中原王朝彻底废除了殉葬之制。
然而朱元璋却使中国文化出现了返祖现象。诸宫人中，除了张美人因女儿年仅四岁需要抚养得免一死外，其他为朱元璋侍寝过的近四十位宫人妃子都被迫自杀。《明朝小史》卷三载：“太祖崩，伺寝宫人尽数殉葬。”
诸妃殉葬的具体情景，史书无载。不过朝鲜《李朝实录》中详细地记载了明成祖去世之后妃嫔从殉的过程。明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明成祖效法朱元璋，遗命三十名宫人自杀从殉。太监先是在一间大殿外摆上了数桌食物，让宫人吃了人生最后一顿饱饭，并与明成祖的继承人仁宗告别，然后把她们带到殿内。大殿之内，已经放好了三十多张“小木床”，梁上悬下三十条结实的绳子，末端打好了一个个活结。看到这个情景，一时之间，宫人“哭声震殿阁”，有唤爹娘的，有喊老天的，还有几人干脆晕倒在地。那些清醒的人被命令自己站上木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几个晕倒的，则被人抬着送到绳结中勒死。
《李朝实录》还特别记载了一名朝鲜进献女子韩氏的最后时刻。吃罢最后一顿饭，太监赶宫人进殿，韩氏突然跪爬到坐在殿外与她们“辞决”的明仁宗面前，痛哭失声，说自己在朝鲜还有老母，无人养老，哀求仁宗放她回国赡养。仁宗一声不吭，不为所动，太监上前，把韩氏拖进殿内。从朝鲜跟来的乳母也站在殿门，和她道别，韩氏把头伸进绳圈之中，回头看着乳母，喊道：“娘，吾去！娘，吾去！”话还没说完，脚下的小木床就被抽掉，转眼之间，命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