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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又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游民们的可怕。历代农民起义，都是由游民牵头，他们有农民们所没有的胆量、野心和社会活动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社会上自由活动，因此，在天下大乱之时，往往成了燎原的星火。因此，登基之后，他把消灭游民作为控制社会的关键。
他规定，每个人都要从事固定的职业，社会上不许存无业之人。
他在《大诰续编·再明游食第六》中说：
再次申明不许不务正业，大家要互相知道彼此的职业。我这个命令一下，各地政府、邻人、里甲，对这些不务正业者，要告诫训诲，让他们立刻找活干……一月之间，仍然不务正业的，四邻和里甲要把他拿赴官府。官府如果不管，你们送赴京来，为民除患。如果不拿，这样的人，非在官府帮闲做坏事，就在乡里当盗贼……是诰一出，四邻里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使此人在地方做了坏事，案发之日，四邻里甲同坐其罪！的示不虚！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就是把人嵌入一个一个单位，变成“单位人”、“固定人”，每个人只有依靠单位才能生存，才能领到工资、口粮。这样，就可以确保每个人的生活都最大限度地为国家机器所控制。
朱元璋在计划经济体制出现前五百多年，即已把传统的“里甲”制度强化成了镶嵌式的社会控制体系，用“里甲”这张大网对全国人民进行了网格化固定。他规定，全国人民，每十户编为一甲，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户轮流为里长）。普天下人民，都有了自己归属的“单位”。
朱元璋的里甲制虽然是由历代沿袭而来，其严密程度却大大超越历代。
他规定，“里甲”的首领有组织一里之内生产生活的权力。一里之内的居民，都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每家每户都要互相作保，实行连坐，一家犯罪，全体倒霉。他发布《大诰》说，一里之内的每一家都要了解其他家的情况：
要知道这家几口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比如，读书的，要知道他的教师和同学分别是谁，是上县学还是州学，要一清二楚。当教师的，邻里一定要掌握他的学生们的情况，看看每天出入他家的是不是这些人。
务农的，每天从炕头到地头，天天出来进去，邻里都看得见，这个情况就好掌握了。
做工匠的，邻里们一定要看看他的通行证，掌握他到哪去做工了，一般到远处做大活儿，在外呆的时间可以长些，在附近做小活，应该不久就会回家，邻里要密切掌握这些情况。
经商的，有做大买卖的，有做小买卖的，有走得远的，有走得近的，到哪去都有通行证可以检验，回来的期限就不必严格限定了。不过邻里也要勤打听点，如果一年到头也没有个信，两年还没回来，邻里就要到这个人家里去问问缘故。（《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之所以要如此严密地掌握邻里情况，是为了一发现不安定因素，就可以立刻汇报给官府。“一里之中，如果发现了强盗小偷，逃出军队的人，逃归的犯人以及其他不守规矩胡乱生事的人，里长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就要召集同里的人抓来送到官府里去，如果不这样办，严惩不贷。”
在这样严密的社会控制之下，游手好闲之人当然没有了生存空间。朱元璋重申：“一里之间，如果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里长们坐视不管，邻居亲戚也不抓他送官，那么这个游手好闲的人处死，里长们还有他的邻居亲戚们都流放到边疆！”
里甲制度如同一个个牢笼，使天下人“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有不可得”。浪儿出身的朱元璋坐了天下，当然要防止第二个朱元璋出现。
第五节 户籍制度的前世今生
在诸多“中国特色”中，户籍制度是浓重的一笔。
举目当今世界各国，没有其他国家有中国这样严厉、周密的户籍制度。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二元结构的封闭式户籍管理模式构成了世界罕见的铜墙铁壁，曾经把人牢牢束缚在户口所在地上。离开了户口本，一个人无法领到口粮，也无法找到工作。即使在户口制度已经大大松动的今天，办理户口的程序也依然严格而复杂。除了毕业分配和人员调动等少数情况外，一般外来从业人员很难获得所在城市的户籍。
在大多数国家，公民有在自己的国家内任意迁徙的自由，并不需要公安部门的同意。农民在城里找了份工作或者买了间房，搬家进城，立刻就成城里人，并不需要办什么“农转非”。同样，公民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也不需要办理什么迁转手续。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大多数国家，一切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并没有“城里人”、“乡下人”，“本市户口”、“外地户口”的区别。
同样，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公安部门并无权掌握公民个人的详尽信息，也不靠户口来管理社会治安。比如在加拿大，唯一与户口本类似的证件——出生证是由医院出具，并可保留复印件，原件由个人保存。而中国的户口由公安部门开具，并保留在该部门。
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户籍制度仍具有其他国家户籍制度所没有的一系列特点：社会分割性、二元强化性、等级性、世袭性、超稳定性和功能多元性等基本特征。
在大明王朝的户口体系里，人生来是不平等的，户口有官员、普通民籍和贱籍之分。有些人生来可以享受特殊待遇，有些人生来则受歧视。比如官员人家可以享有优先做官（荫补）的特权以及减免税收的资格，而军户、乐户和丐户等被列为贱籍。这种等级分明的精神仍然活在当今中国，只不过被简化成了两大等级：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
在明代，户口的最主要功能是为了治安，所以要互知丁业。对比之下，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样是一个遍布各地、各行业，笼罩了一切社会成员的社会治安网络。今天的街道基本复制了里甲的功能，派出所掌握着辖区里所有的“丁”、“业”情况，以备政府掌握。
传统与现代，在当今中国的各个层次交错重叠。西服领带早已取代了长袍马褂，大巴和小汽车取代了马车和轿子，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钢筋水泥大厦扫荡掉古老民居。但是，这仅仅是表象。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传统中国的内核正在如几千年前一样安详地、不动声色地、可怕地静静旋转。
第六节 不许官员下乡
社会底层已经被均匀而严密的大网牢牢罩住了，朱元璋的目光又对准了这张里甲之网控制范围之外的阶层：官员。
中国传统的官僚阶层有着矛盾的个性。一方面，他们惰性强烈，缺乏责任心、事业心，上面推一推，下面动一动，敷衍塞责、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盛行；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富进取心和创造力，为了升官和发财，削尖脑袋，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一旦皇帝的监视稍有放松，他们就会创造出无数贪污枉法的新招来。
而大明王朝官员的这种二重性最为突出，原因在于官员的地位与前代相比大大降低。唐宋以前，官员一直享有很大的权力以及种种优待。譬如一家公司，皇帝是董事长，官员则是股东和高级雇员，公司的前途和发展关乎大家的利益，所以官员们的责任心比较高。而朱元璋把主要权力全部收归己有，官员只剩下执行命令和跑腿一种功用，成了皇族的高级奴隶。这些高级奴隶们没有自主思维和创造的权力，也缺乏创造热情，对公司的前途和命运更是漠不关心。与此同时，他们的多余精力势必要灌注到另一方面，在以权谋私的活动中迸发出更大的活力。
为了管好这些高级奴仆，朱元璋费尽了苦心。他用规章制度捆住官员们的手脚，令他们只能在他严格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他生怕地方官们办事不细心或者不尽心，亲自撰写了《授职到任须知》，对每一级地方官吏的职责都作出详细的规定。他把地方公务分为“发布公告”、“征收田粮”、“管理仓库”、“会计核算”、“受理诉讼”、“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产”、“管理辖内读书人”、“管理地方渔业”、“管理地方窑冶”等三十一项，并且逐项开列地方官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对这些注意事项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的要求。
比如对“管理囚犯”一项，不但要了解已经了结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还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体轻重，何者事证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