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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要另出一个男人随“正军”一起来到军队，他的任务是在军队屯田种地，打出粮食换钱，供给“正军”吃穿花用。虽然说名义上国家规定，“军户”家庭享受一定特殊政策，可以减免些赋役，但其实减得少之又少。
因此明代“人耻为军”，正如“充军”这个词所揭示的，明代人一旦去参军，就如同当了犯人，“有如弃市”（《大学衍义补》）。军户之子，连娶老婆都困难，许多人四十岁了还结不了婚，大家都怕一旦嫁入“军户”，自己也就成了囚徒：“武陵多戍籍，民家虑与为婚姻，徭赋将累己，男女年至四十尚不婚。”（《明史》卷一五八，《黄宗载传》）因此人们千方百计想摆脱军籍身份。在大明王朝建立不久，就出现了大量军人逃亡潮。据《明史》兵志记载，到洪武三年，全国有记载的逃亡军人，就达四万七千九百余人。这是统治者绝对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样就无法维持国防力量。
而黄册制度或者说户口制度，可以有效防止人们改变户籍。朱元璋建立黄册制度，要求全国每家每户，每十年一次，将自己的户口黄册报送到京师保存。全国山陬海隅每村每乡每个人的个人信息，都被国家机器所清楚掌握。这样官府如果怀疑你是“逃军”，就会要求你出示自己的户口黄册，和南京黄册库中的黄册进行对比。这一对比，就能发现你祖上是什么职业，让你逃无可逃。这就是所谓“惟据旧籍以查驳，庶欺隐者、改窜者始不能逃”（《后湖志》）。
所以后来在弘治五年，南京户科给事中杨廉根据朱元璋的立法精神，这样说明黄册制度的重要性：
惟祖宗旧例，藏民册后湖，法禁严重，不许诸人窥伺，其深谋远虑固非一端。至于今日各处远年之册无多，而军民各籍大势不敢紊乱者，诚惧册籍之独存于后湖也。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黄册底本存放在南京，各地老百姓才没法买通官员，改换户口。用明清史学家韦庆远的说法，黄册就是全国百姓的“紧箍咒”、“捆仙索”，是足以致每家每户于死命的最后王牌。
实行黄册制度的第二个目的，是防止百姓随便迁徙。朱元璋想把全国人民都变成植物，不但不许随便改变职业，也一辈子不许随便迁移。“如今士农工商都要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
把人植物化只是朱元璋一个人美好的梦想。人毕竟是拥有双腿的动物，走亲访友，外出经商的权利实在无法剥夺。如果大明天下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办事怎么办？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开“介绍信”。如果需要出门，请你到官府登记，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给你开“介绍信”，或者叫“通行证”，用当时的话来讲，叫作“路引”。朱元璋规定，全国人民，凡出门百里之外，就必须办理通行证。到每村每镇，吃饭投宿，都要检查通行证。
朱元璋教导人民：“各地百姓，遇到生人，要仔细检查他的通行证，看看他的穿着打扮，行动做派是不是和通行证上写的职业相同。”如果不带通行证出门，要受到严惩：“凡没有通行证私自出门者，打八十棍。经过关口不走正门，过河不由法定渡口而过的，打九十棍，偷越国境的，处绞刑。”
如果某地发生灾荒，人们跑到外地要饭谋生，即使成功偷越了关卡，也会在造黄册时被发现，“所在有司，必须穷究所逃去处，移文勾取赴官，依律问罪”（《明会典》卷二十，黄册）。
也就是说“地方有关部门必然穷究你逃到何处，行文到那里，令当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问你的罪”。官府会要求你报出自己的户口信息，和本地直至南京黄册库中的信息进行核对，这样，你想谎报户口，随便到其他地方落户的企图就落空了，都要被押送回原籍，继续入黄册。人本来是土地的主人，但是朱元璋却使土地成为农民的主人。全国农民都变成土地的附属物。
黄册制度的第三个作用是保证赋税。黄册与今天户口制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光是用来记录人口信息，还要记载这一家的产业，用以确定应该承担多少赋役。因此，黄册既有人称为户籍黄册，又有人称之为赋役黄册。配合人口制度，朱元璋又建立起全国土地登记制度，每家每户的土地有几亩几块，每一块的位置、大小、四至，都写得清清楚楚，全国一家不漏。下面是一块地的土地产权证登记内容：
土名：李树园，地一分四厘。
地属二十都四图三甲，程九龙。
东至方良珊田，西至张丹民田，南至方良珊田联，北至方良珊田。
历代王朝后期都会出现一种社会情形，就是豪强地主贵族等势力之家，招收人口，隐瞒土地，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黄册制度可以有效防止普通百姓寄名到大户人家逃税。同时，豪家大户通过种种手段逃避税赋，将负担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由此造成两极分化越来越激烈，最终会吞没这个王朝。黄册制度也可以把这一现象压制在最低范围。因此嘉靖年间有官员说：
国家之急务，莫先于恤民。恤民之实，在平赋役而已。赋役之平，在慎攒造（黄册）而已矣。故册籍之造弗慎，赋役之派弗均，奸豪得计，民弱受害，国计之亏缩，民生之凋疲，恒必由之。（万文彩《为申严赋役黄册事例以杜奸弊题本》，《后湖志》卷十）这些话确实说出了朱元璋的心声。可以说，没有黄册制度，朱元璋大移民、大土改、平均土地及财产的成果就无法保持。
如此重要的资料存放在何处，朱元璋当然也花了不少心思。之所以最后定于玄武湖，是因为它水面阔大，湖内有数个岛屿。对于玄武湖优越的天然条件，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杨廉曾这样分析：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藏天下黄册于后湖，至太宗文皇帝定都北平，诸司庶各类多随藏以北，独后湖之藏不动如故。祖宗深谋远虑，灼见于此，故都可迁而藏册之所不可改。
不然，辇觳之下，如顺天畿辅之近，如真（定）保定之类，何为而不之京师，而之南京？盖后湖之广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由是而库于其上，由是而册于其间，诚天造而地设也。其为图籍万年之计，殆无逾于此矣。（杨廉《后湖志》序）很明显，朱元璋认为后湖这样环水隔岸的条件，是用来建设档案馆最理想的环境。建库于湖中心，一方面，可以防火，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安全。这一看法得到了朝廷上下的认同，事实上，后来朱棣北迁以后，明王朝的中央国家机关北迁，然而却单独把黄册库留在南京，这更加突出了玄武湖地理条件之优越了。
第四节 里甲制度：“二流子”们的紧箍咒
正经过日子的农民最瞧不起的是“二流子”。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到了城里，最害怕的则是地痞流氓。作为一个从小家教严格的标准农民，朱元璋虽然曾混迹江湖，本性里对游手好闲之徒却有一种强烈的厌恶。
对于那些纵情玩乐的“败家子”，他从来都看不惯。
翻阅史料，偶然见到了朱元璋接见功臣子弟时的一篇讲话，录其片断，从中可以看到朱元璋的人生态度：
男子汉家，学便学似父亲样做一个人，休要歪歪搭搭的过了一世。
你每（们）趁我在这里，年年来叩头。你每（们）还是挨年这歇来（方言，即“每年到这来”之意）。你每小舍人，年纪少，莫要学那等泼皮的顽……你每这几个也年纪小哩，读书学好勾当。你每学尔的老子行。
有一次，朱元璋听说京卫将士闲暇饮酒，就将他们召来训斥一通：“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餍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他对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箫唱曲更是异常痛恨，曾颁旨大加惩罚：
“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臾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又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游民们的可怕。历代农民起义，都是由游民牵头，他们有农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