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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见识。然而，在当时和后来的漫长中国历史上，“识时务”的“俊杰”出现得太多了，这些人聪明得让人郁闷，理智得让人心灰。只有郑成功的出现，才让历史阅读者稍稍舒一口气。
第一十三节 技术差距
普罗岷西亚投降之后，郑成功大为振奋，集中全军包围了热兰遮，希望一鼓作气，一举拿下荷兰人盘踞的最后堡垒。
然而，热兰遮城却非普罗岷西亚城可比。热兰遮城内守军约一千人，是普罗岷西亚城的五倍，荷兰人绝大部分军用物资都囤积于此，城高墙厚，守备完善。城四隅向外突出，置炮二十尊；南北各置巨炮十尊。荷军火炮密集，射程远，封锁了周围每条道路，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接近，都会受到堡上炮火的轰击。
五月二十六，郑成功决定冒死进攻，他调集了所能征集到的全部二十八门大炮，在清晨时分出其不意，向台湾城猛轰，瞬间摧毁台湾城大部胸墙，城上毫无防备的荷军多被击伤。
然而郑军的二十八门大炮仅给荷兰人带来了片刻的惊慌。揆一在《被忽视的福摩萨》中回忆说，荷兰人对炮战还是抱有充分的信心。“我方战士立刻跑到城堡的胸墙上，打算用真正荷兰人的气概来回答中国人的清晨礼炮。”
荷军长官“用有经验的眼睛一看，马上看出敌方大炮的弱点，全无掩蔽，容易受到攻击；同时又看到，敌人正因炮轰成功而兴高采烈，希望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许多人都跑到防御工事外面来回走动，轻率地暴露了目标”。
于是，荷军指挥官命令所有炮火作好准备。“等到时机已到，他便下令从上下左右各个方向，同时向没有掩蔽的中国兵开火。果然战绩卓著，第一次攻击，就使敌人死伤遍野”，“如以俘虏或逃兵间所流传的说法为准，敌人足足死了一千人，伤者无数”。
荷兰人掌握的数字是准确的。梅也在日记中说：“今天从清晨到整个上午，我们听见在大员有强烈的炮声。不久，也看到那炮战的结果，有很多受伤的中国人被带来赤嵌（今台南市一带），所有的房子和角落都挤满了人，我们的五个医生整天为他们包扎，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吃口饭……听说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受伤的多达七八百。”
因为轻敌，郑成功付出了登台以来最大的代价。看来，荷兰人的“红夷大炮”不是浪得虚名。武器技术差距的巨大鸿沟，不是仅仅靠勇气就可以填平。
吃此一堑，郑成功痛定思痛，决定改取长围久困、且耕且战的方针。郑军在所有通向城堡的街道都筑起防栅，并挖了一条很宽的壕沟，围困荷军。
八个月之久的围困开始了。
第一十四节 东方唯一的一次胜利
漫长的包围使荷兰人逐渐失去了斗志。
十二月十六日，一批荷兰守兵偷偷出城，向郑军投降。他们不仅详细讲述了热兰遮城内的情况，还建议郑成功先攻占城边小山头上的乌特利支圆堡，然后居高临下，一举可攻破热兰遮。
郑成功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南明永历十六年（公元1662年）一月，再次调集二十八门巨炮、无数的弹药和数千名士兵，利用挖壕战术，不顾荷兰人顽强的火力抵抗，在经历了重大牺牲后，终于在二十五的晚上占领了这个有利的制高点。
荷兰人经此一役，已经走投无路。乌特勒支堡失陷当晚，“热兰遮城里面的守军彻夜发射大炮、迫击炮、步枪和投射手榴弹，城堡里面就像着火一样”。东印度公司战事评议会也彻夜开会，商讨是拼死出击还是继续抵抗。
经过理智的权衡，荷兰人最终决定向郑成功投降。
二月初一，双方开始谈判，在二月十日达成了一共十八条条款的协议，荷方同意将热兰遮城城堡交给国姓爷。二月十二，荷兰人撤出了热兰遮城。
幸运地在战争中活下来的梅和其他荷兰人，一起乘船离开了台湾岛。在船上，他看到“国姓爷亲率几个武装士兵，从已经毁坏的乌特勒支碉堡，向角城的后方骑马下来，进入热兰遮城堡里面”。
梅伤心地说：“就这样，热兰遮城堡和整个福摩萨岛丧失了，使我们的国民在这东印度地区蒙受不小的羞辱，也使我们的老板主人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我也完全破产，我的东西全部丧失了。”
在骑马走进热兰遮城堡的那一刻，郑成功心中充满喜悦，然而他却无法意识到这一时刻的历史意义。他所知道的是他赶跑了一千多个红毛夷人，获得了反清复明的基地，他所不知道的是，这次战役标志着在东西半球的第一次正式海上对决中，东方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也是唯一一次胜利。
他不知道这标志着中国民间的海上武装力量，击败了当时从非洲到南洋所向披靡的欧洲人先进势力，扭转了东亚海洋势力发展的轨道。他不知道这次胜利，使得中国台湾摆脱了像印尼、菲律宾那样被西方残暴殖民三四百年的命运，开启了中国台湾成为汉人主体社会的历史。
在风雨如晦的大明末世，郑成功的胜利是整个南明史上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这是一个海盗之子为中国挣回了一点面子，代表了整个帝国仅存的一点阳刚。
第一十五节 血液中的“海盗基因”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巨变前后的明帝国，几乎各个方面的表现都让人失望甚至绝望。
毫无监督的专制制度是一副腐蚀性极强的毒药。可以说，在大明天下，凡是和专制权力沾边的事物，无不立刻变得丑陋怪诞起来。它腐蚀着中国人的民族性，腐蚀着文官的效率，腐蚀着军队的战斗力。
经过二百多年以消灭人民的自主性为目标的专制统治，大明王朝子民们的气质变得孱弱、圆滑而又冷漠。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口腹之欲”，习惯于向暴力、不义和权威屈服，因为他们的信条有二，一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二是“谁当皇帝都一样”。因此，当满洲人突然闯到他们的城区时，没有多少人感觉惊讶，他们习惯性地口称“顺民”，跪在道路两旁欢迎。
我们不应该责备民众。明朝帝王不遗余力地取消民众任何自我组织的可能，民众在有组织的暴力面前没有起码的抵抗力。而那些负责组织百姓的官员，在满洲人到来时，他们的表现远远比民众更让人失望。
明朝官僚在办理政务、服务民生方面，能力不强，效率低下。在贪污腐败方面，却花样百出，机关算尽。明末的腐败创了中国历史之最，几乎所有官员都被廉耻丧尽、不择手段的贪腐之风所淹没，当满洲人模样怪异的骑兵出现在北京城外时，绝大部分文官都选择了望风而降。
军队的状况甚至更让人吃惊。明末陆军总数达三百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然而战斗力却十分低下。在明末朝廷上，流传着“饷不出京”的俗语。各地军队到京领取军费，照例要交纳20％～30％的回扣。仅此一端，明军的腐败可想而知。在清军的南下过程中，南明的军队基本上没有给他们构成有效的障碍。
在专制制度的笼罩下，大明王朝看来已经丧失了最后一点希望。这个帝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且民众的智力和能力相当出色。然而，所有的资源，从物力到人力，只要一被政府权力控制，立刻就丧失了价值，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丧失了自制力的专制制度，就是有这样点金成石的神奇能力。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数不到百万的满洲人，可以如此顺利地征服近亿人口的帝国，为什么精神萎靡的汉人军队，一旦投降了满洲人，成了他们的鹰犬，就立刻精神百倍，战无不胜。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荷兰人认为中国人是“个性绵软，不堪一击”的物种。
幸运的是，朱明王朝的专制权力没有扩展到海上。在这个帝国内，离开了海岸线就等于逃离了那个腐蚀性的体制。郑成功的阳刚、忠义、武勇，主要是基于他血液中的“海盗基因”。
换句话说，郑成功代表的是民间的、与政府对立的力量。正是因为逃脱了政府的控制，他和他的武装才避免了被专制政权阉割，侥幸保留了男人的质朴、健康和活力。
第一十六节 最大的海盗集团
定格在人们印象中的郑成功，一直是手持宝剑、屹立船头的军人形象。
他的另一重身份一直被意识形态磁场所屏蔽。其实，这一重身份于中国精神史可能更有意义，那就是：商人兼海盗。
郑芝龙投降后，往日的郑氏贸易帝国一下子群龙无首，四分五裂，海外贸易陷入低潮。郑成功起兵后，立刻加以招徕整合，重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