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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活在今天,张献忠会是心理学家用来分析“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最佳样本。他读书期间表现顽劣,成年后不能维持长久的工作,无法遵守社会秩序,行动无计划,冲动,他报复的强度与受到的挑衅不成比例,他性情异常而智能,认知却没有任何障碍,这些典型病状体现得非常明显。
特别是,在四十一年的人生中,几乎找不到他拥有爱心、同情心的证据。虽然一世称雄,然而在他的眼中,这个世界却是毫无希望的,他对人生的看法是悲观至极的。
传教士慈悲为怀,不忍看到这么多无辜死在张的刀下,曾冒死对张苦苦哀求。张献忠却说:“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而实爱之也。”
这句听起来颇有点玄奥的话,揭示了张献忠的灰色甚至是黑色的人生观。这一人生观在他那著名的《七杀碑》也得到印证:
天付万物以与人,人无一物以对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碑文翻译成白话就是:“天生万物给人,人的所作所为却对不起上天,所以被杀也是活该,成了鬼,也别怨我。”
每个起义军领袖都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个世界怀有敌意。张献忠作为一个社会最下层的贫民,理所当然对这个不公平的社会总是仇恨最深。而张献忠的问题在于他的敌意不仅仅是对准了社会的不公平部分,成长过程中的一系列挫折,使他对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充满仇恨。
长期征杀、破坏带来的深刻罪恶感,进一步破坏了张献忠内心的完整,他无法对自己进行肯定,越发迁怒于外界,来获取心理平衡。明末社会黑白颠倒,怪相重重,到处都充斥着一股戾气。这也给张献忠独特的世界观提供了论据。
张献忠在谷城复叛时,曾在墙壁上留给大明王朝一些话,“自己之叛,总理(熊文灿)使然”,并把他交往过的所有官员的名字写在墙上,下面写上某月某日索取贿赂多少。在张献忠的眼里,这个世界人心败坏,无官不贪,无人不恶,人人该杀。
两位传教士曾经对张介绍天主教教规戒律,张献忠闻之,非常惊讶于天主教戒律之圣:“赞之曰:‘此法律如此精详,管理人良心,诚为不二法门。故欧洲各国风俗纯美,实由此圣律而来也。然此等法律于川人无益,伊等固执于恶,不从此圣教圣令,宁愿从我刀剑之下。故吾奉天地大主之命,殄灭此种僧党及世上恶人。’”
明末农民起义军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两大起义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没有后代。李自成对两任妻子都比较专一,这两个女人却都没有生育,并且先后与他人私奔。张献忠则似乎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女人,他身边的女人经常是在陪宿几夜之后就被杀掉。并且,张献忠对漂亮女人有一种难以理解的仇恨,对折磨她们总是有着格外的兴趣。
在可信度较高的史料中,没有发现张献忠有过孩子的证据,只知道他认了许多义子。如果猜测这两位领袖在性能力方面有问题,也许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这一事实给人带来的挫折感是今天的人们很难体会的。这也许是强化张献忠厌世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
破坏这个世界,多年来是他唯一的快乐来源。操纵别人的生命,则是他感受自我存在价值的重要方式。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在入川之前,关于张献忠的喜怒无常记载就非常之多。他到汉州时,许多百姓“匍伏道左”来欢迎他。张献忠很高兴,遂赏给每个人一块元宝。回新都时,同样有百姓早早地来到道边迎接他,张献忠却勃然大怒:“你们是想要老子的元宝吗?”折断路边的粗树枝对着人群乱打,当场打伤数人。
正像德国学者弗洛姆所说,“(施虐)是一种把无能感变为全能感的行为,它是心理上的残疾者的宗教”,“绝对控制另一个生命,等于是把这个生命变成自己的物品,自己的财产,而自己则成了这个物品的神”。
张献忠的喜怒无常,隐含着的无疑是能够随意决定别人命运的从容与自得。对于一个不能在爱,在建设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找到快乐的人来说,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几万、几十万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由自己绝对自由地任意操控,自己扮演的,不就是人间的上帝吗?还有比这更让人醉心的角色吗?
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中,弗洛姆分析施虐狂的内心说:“他们不仅恨他们的敌人,他们也恨生命。”“对于任何活着的人,活的东西,他完全感觉不到关联和共鸣。”我们在张献忠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同情心的空缺。他从不为自己的残杀行为感到后悔,在他看来,杀人是他的责任,那个控制着他内心的恶魔就是天意。他常说:“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难逃。”
第三十四节 釜底抽薪之计
疯子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借助理智力量的疯子。
张献忠就是这样。眼看彻底平乱无望,张献忠想出了釜底抽薪之计。
虽然他通过科举,已经把大部分读书人网罗进城市严加看管,但漏网之人毕竟还有不少。全川大乱,这些不安分的生员秀才显然又是最不安定的因素。
比如:“张献忠兵过叙(州)。宜宾诸生鱼嘉鹏、诸生李师武、义勇彭明扬夜砍其营,得印绶,被擒杀。”又如:“范瑜,总督旷子,邑库生。为流贼胁至成都,同庠生刘玉发共通官兵。”
在各地组织地主武装与大西军作战的诸生们更多,如雅州朱俸尹、郑延爵,绵竹胡国柱,邛(qióng)州叶大宾,南充樊明善、王景启,顺庆邹简臣、赵司铉,夹江黎应大,宜宾张文灿,江安罗文灿。
张献忠觉得很有必要对读书人再进行一次大清洗。
大顺次年(公元1645年)夏,大西皇帝张献忠在全川境内发布“选举考试令”,以帝国初建,亟需人才,命令全川读书人,一律赴成都应考。考取者,将按等授以官爵。令各地军人搜查,百姓检举,如果不出来应考,本人全家斩首,不报告的邻居连坐。
由于知道张献忠喜欢搞科举,所以川人并不以为异。命令一下,大家知道“大西皇帝”军令严明,纷纷整理行李,带上家人仆从,“诸生远近争赴”,住进了大慈寺。进去之后,就不许出门,关押起来,一如囚犯。
一个月之后,各地报告,生员已经齐聚。于是,张献忠采取行动了。参加过这次“考试”的一个年幼的考生欧阳直,后来写了一本《蜀警录》,记载他在那场大乱中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遭遇。据载:
“读书人来齐了,那天自大慈寺门到成都南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在寺门口设一长绳,离地四尺,张献忠亲自边上‘验发’”。
如果此人年龄尚小,身高不足四尺,或者张献忠看着顺眼,想留下来用,就命令站到一边。除此之外,即属检验合格,准许出发。
“于是,每发一生员通过,前面有一人,手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幅,上书某府某州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以为是去赴考场。到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在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
如此“考”了三天,除了十几名年龄幼小的、张献忠看着喜欢想留为己用的孩子之外,剩下的一万七千人,全消灭了。本来欧阳直也在被屠杀的行列里,张献忠看他年幼,留做书记。直到张献忠在凤凰山牺牲,欧阳直才乘机逃出,其记载应是可信的。
其次消灭的是“僧道、医卜、阴阳诸流,及百工技艺人”,这些人是流民中的精英人物。没有人比张献忠更熟悉农民运动的规律,他知道,农民们是一堆干透了的柴火,而这些有知识、见多识广、爱动脑筋的人就是一个个危险的火种。历次起事都是由于这些不安分的人振臂一呼,广大愚民才起而响应。
此等人亦应作为不安定分子,除之而后快。所以,张献忠亦采取欺骗手法,“托言斋醮,或考试,或兴大工之类,至则皆死”。仅在成都城一地,他就杀死和尚两千多人。
第三十五节 屠戮成都
然而,杀了这些火种,却没起多大作用。各地再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
这些四川人,简直是杀了一百,站起一千,前仆后继,与他张献忠为难。一旦那些从穷山大野里杀出来的叛乱武装攻向城市,城里的居民就迫不及待地里应外合,群起攻杀守城的张献忠军,欢迎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