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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楼下的房东太太脱下一只手套，轻轻地拍了拍女孩的发髻。“啊，”她柔声说，“这孩子说是屋子里全是烟。”
“没什么事，”我说，这回没笑。“不过是在烧猪排而已。”
“哦，是这么回事，”她说。“那么，请您务必跟杜斯小姐打个招呼，下次别再弄出这么多的烟来，这孩子有些受不了。”她把矛头针对恩斯丽一个人，好像是认为她就像恶龙一般，鼻子里能喷出烟来。但她从来不在客厅里拦住恩斯丽同她交涉，有事总是找我谈。我想也许她觉得恩斯丽不怎么讲理，而我呢还像是个体面的女子。这也许同我们的衣着有关，恩斯丽说我挑衣服总像是给自己选择伪装和保护色似的，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她呢，就喜欢穿霓虹灯那样的粉红色。
我自然没能赶上车，在我穿过草地时，就看见汽车喷着一阵烟驶过桥去了。我站在树底下等下一班车，我们那条街有好多树，都长得很高。这时，恩斯丽跑出门来，同我一起等车。她化妆换衣速度极快，我就没有那种本事，三下两下就能收拾好。大概是化了妆的缘故吧（不过也难说，恩斯丽这个人你总摸不透她），她气色显得好多了。她把一头红发挽在头顶上，这是她上班梳的发式，平时呢就让头发随便披散下来。她穿的是件橙色偏粉红的背心裙，我觉得她臀围那里嫌紧了些。今天一定是又热又潮湿，我已经感到有几分闷热，就像捂在塑料袋里那样。也许我也应该穿背心裙。
“我在厅里给她截住了，”我说，“是烟的事。”
“那老太婆，”恩斯丽说，“就会多管闲事。”恩斯丽同我不一样，她不是从小城市来的，不耐烦别人多打探自己的私事。另一方面呢，她对这种事也并不害怕，她根本不会顾及有什么后果的。
“她还不算怎么老，”我说，尽管明知她不可能听到我们说话，我还是朝那个拉上了窗帘的窗户看了一眼，“更何况看到烟的是她女儿，不是她本人，她出去开会去了。”
“大概是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吧，”恩斯丽说，“要不就是帝国妇女互助会。
我敢说她根本就没有去开什么会，她只是躲在那该死的绒窗帘后面，让我们以为她出去开会了，我们就会干自己的事情。她巴不得我们在家里放肆地胡闹一番呢。”
“嘿，恩斯丽，”我说，“你真是疑心病太重了。”恩斯丽深信，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房东太太一定上楼到我们房间里来过，看了后肯定大为震惊，憋了一肚子的气，她甚至还怀疑房东太太查看我们的信件，虽说还不至于私自拆开偷看。不过，往往有这样的事，就是来找我们的客人还没按门铃，她倒先把门打开了。她一定认为自己有权采取预防措施：在我们商谈租房条件时，她话里有话地谈起以前那些房客，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那天真的心灵受到污染，两位年轻的小姐总要比两个青年男子要靠得住些。
“我是尽力而为，”她说这话时一边叹气一边摇头。她隐隐约约地向我们透露，她丈夫（他的油画像就挂在钢琴上方）留下的钱不该只有那么些。“你们自然注意到了吧，出入你们的套间非得经过客厅不可。”她一再强调房子的缺点，而不是其优越之处，似乎是想劝阻我们不要租她这房子。我告诉她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点了。
恩斯丽没吱声。我们事先商定由我来谈判，她呢就坐在一旁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来，只要她愿意，她是能装得极其出色的……她长着一张红里泛白的圆圆的娃娃脸，鼻子不算太高，一对蓝眼睛可以瞪得像乒乓球那么大。那天，我甚至还让她戴上了手套。
房东太太又摇了摇头。“要不是为了孩子，”她说，“我就要把房子卖了。但我希望孩子成长的环境能好些。”
我说对此我能够理解，她说这个地区光景自然不如从前了，因为有些大宅子维护费用太高，户主只好把房子卖给外来的移民了（她的嘴角微微朝下撇了撇），那些人把房子隔成小间出租。“幸好我们这条街还没有这种事，”她说，“我跟孩子讲得一清二楚，告诉她哪条街能去，哪条街不能去。”我回答说这个办法不错。在签订租约之前她似乎挺随和的。租金这么低，公共汽车站又近在咫尺，在这个城市里真不容易找到这样的房子。
“此外，”我又对恩斯丽说，“人家也有权对烟提出意见来，房子要是着了火怎么办？况且对别的事她从来没有多嘴。”
“别的什么事啊？我们从来没有惹过别的事情。”
“晤……”我说。我怀疑房东太太已经注意到我们带回家的那些瓶装酒，尽管我总是尽量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普通杂货的样子。的确，她并没有明确禁止我们做什么事（那未免太露骨，有违她的准则，她凡事不露声色，只是稍微暗示一下而已），但这反而使我感到拘束，让人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做似的。
汽车来了，恩斯丽又说，“夜深人静时，我听见她蹑手蹑脚在楼梯那边上上下下的。”
在汽车上我们没交谈；我不喜欢在汽车上说话，我宁可看看那些广告。此外，除了房东太太之外，我和恩斯丽共同的话题并不很多。我只是在决定要搬来后才刚刚同她认识的，她跟我的一个朋友相熟，她想找个人同住，我也在找伙伴，就这样走到了一起，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或许我当初该用电脑来找室友，不过总的说来这样的安排还不错。我跟她相处得还好，彼此都在习惯上象征性地作了些调整以适应对方，在我们之间几乎不存在女人间常有的那种隐隐约约的敌意。我们的住所从来算不上真正干净，不过我们也不让灰尘积成了团，我和恩斯丽达成了一种默契，如果早餐时我洗碗碟，晚餐时就由她来洗；如果我扫了起居室，她就负责擦厨房桌子。这是一种有来有往的安排，我俩都知道只要缺了一个环节，一切就会垮台。自然我们有各自的卧室，卧室里的事则完全由个人负责。，例如在恩斯丽房间里地板上就有些叫人难以放心的地方，她那里丢满了穿过的衣服，衣服上东一处西一处放了好几个烟灰缸，就像是走路用的垫脚石，尽管我认为这有引起火灾的隐患，但也从来绝口不提。我们就这样互相克制……我说互相克制，因为我有些事情她一定也看不惯……彼此没有多少摩擦，维持着一种相当平稳的关系。
地铁站到了，我买了包花生米。我肚子已经饿了。我拿些给恩斯丽，她不要，这样我就在进城的路上全吃掉了。
我们在南边终点前的一站下了车，又一起走了一个街区；我们的办公室在同一个地段。
“啊，对了，”在我转到我那条街去时恩斯丽说道，“你可有三块钱？我们的威士忌没有了。”我在钱包里掏了一番，摸出钱交给了她，不过心里却有点不平。
我们费用分摊，但消费就难说了。我十岁时写了篇有关戒酒的作文参加联合基督教会主日学校的比赛，作文中我附加上酒后驾车出事的照片，肝脏生病的插图，还有酒精损害血液循环系统的图表。我想，正是这个缘故，我平时只喝一杯酒，每当我拿起第二杯酒时，心中总会浮起用彩色蜡笔画的警示形象，嘴里也会渗出圣餐中葡萄汁温湿的味道。这使我在同彼得一起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他老要我陪他一块儿多喝几杯。
在我疾步走向办公楼时，心中不由对恩斯丽的工作羡慕起来。尽管我的工资较高，工作也比较有趣，但她的工作却不像我的这样固定呆板，她对自己下一步的计划心中有数。她的办公地点是幢闪闪发亮的装空调的新大楼，而我的办公室是在暗暗的砖楼里，开着窄窄的窗户。她工作的性质也不同寻常。在聚会时人们一听她自我介绍她负责检验电动牙刷的质量，个个都喷喷称奇，她总是回答：“在这种时候拿学士学位的还有什么别的好干呢？”而我工作的性质就比较平常。我也想她那种工作其实我来做更为合适。从我们住在一起的情况来看，我深信在动手这方面，我要比恩斯丽强。
我进办公室时已迟到了三刻钟。没人说什么，但人人都注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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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吃的女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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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办公室里更加潮湿。我小心翼翼地在同事的办公桌中间穿过，走到自己那个角落里。刚在打字机前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