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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儿，我的妻子举着蜡烛穿过客厅，而且总是把火柴盒掉在地下，一忽儿，干裂的木橱劈啪一响，或者灯头忽然呜呜作声，不知什么缘故，所有这些声音都惹得我兴奋。
晚上老睡不着觉，就会时时刻刻觉着自己不正常，因此我心急地巴望天亮和白昼，到那时候我就有权利不睡了。要挨过许多难熬的钟头，公鸡才会在院子里啼起来。它第一个给我带来好消息。它一叫，我就知道不出一个钟头楼下的看门人会醒来，使劲地咳嗽，上楼来拿什么东西。然后窗外天色渐渐发白，街上传来人声了。……白天刚一开头，我的妻子就走进屋来。她走来看我，总是穿着衬裙，头也没梳，不过脸已经洗过，冒出花露水的气味，装出仿佛偶尔走进来的样子，每回老是说那一套话：“对不起，我只在这儿待一分钟就走。……你又是一夜没睡吧？”
然后她熄了灯，在桌旁坐下，谈起话来。我不是先知，可是我事先总知道她会谈什么。每天早晨老是那一套。她不安地问过我的健康以后，照例忽然提起我们的儿子，在华沙服役的军官。每个月到二十号以后，我们总要汇给他五十卢布，这就成了我们的主要话题。
“当然这在我们是不容易的，”我妻子叹着气说，“不过，在他还不能完全自立以前，我们也不得不接济他。孩子在异乡服役，薪饷又少。……不过呢，要是你乐意的话，下个月我们不汇给他五十 ，汇四十算了。你觉得怎么样？”
日常的经验本来应该使妻子相信：我们的开支是不会因为我们常常谈到它就减少的。可是我的妻子不肯承认经验，每天早晨必定要谈到我们的军官，还要谈到，谢天谢地，面包落价了，糖却贵了两个戈比，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好象在向我报告什么新闻似的。
我听着，顺口答应一声，而且大概因为我一夜没睡觉吧，我的脑子里满是古怪而不必要的思想。我瞧着我的妻子，总是象孩子那样吃惊。我纳闷地问我自己：这个肥胖、笨拙的老太婆，一肚子琐碎的烦恼，为区区一小块面包担惊害怕，总是露出一副蠢相，再加上经常为债务和贫穷操心，眼光也变得迟钝，而且一开口只会谈家中开支，必得东西落价才见笑容；难道这样一个女人就是当初那个清秀的瓦丽雅？那时候我热烈地爱上她，是因为她头脑聪明，心地纯洁，面貌俊美，并且如同奥赛罗爱苔丝德蒙娜⑤那样，因为她“看重”我的学问。难道这个女人就是当初给我生下一个儿子的我那妻子瓦丽雅？
我注意地瞧着这个皮肉松弛、笨手笨脚的老太婆的脸，想在她身上找到我的瓦丽雅，可是如今，过去的瓦丽雅所保存下来的只有那么一点：为我的身体担忧，把我的薪水叫做“我们的”薪水，把我的帽子叫做“我们的”帽子。我瞧着她，心里很难过，为了多少给她一点安慰，我总是随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遇到她不公道地批评别人，或者怪我不私人行医或者出版教科书的时候，我甚至一声不吭。
我们的谈话也有老一套的结束方式。妻子忽然想起我还没喝茶，心慌了。
“我干什么尽自在这儿坐着？”她站起身来，说。“茶炊早就摆在桌子上了，我却在这儿闲聊天。主啊，我的记性变得多么差！”
她赶快走出去，可是在门口又站住，说：“我们欠下叶果尔五个月的工钱了。你知道吗？听差的工钱不可以拖欠，这话我说过不知多少遍了！每个月给十个卢布总比每隔五个月给五十个卢布便当得多！‘她走到门外，又站住，说：”我觉得再没有人象我们的苦命的丽扎那样可怜了。这姑娘在音乐学院读书，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可是上帝才知道她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那样的皮大衣，她都不好意思穿着上街了。如果她是别人的女儿，倒也罢了，可是人人又都知道她父亲是一位名教授，三品文官！“
她把我的名望和官阶糟蹋一顿以后，总算走了。我的白天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以后，也不见得好过些。
我正在喝茶，我的丽扎向我走来，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拿着乐谱，已经完全准备好，要到音乐学院去了。她二十二岁。
她的模样显得还要年轻一点，长得漂亮，有点象我妻子年轻的时候。她温柔地吻我的鬓角和手，说：“早，爸爸。你身体好吗？”
她小时候很喜欢吃冰淇淋，我常得带她上糖果店去。在她心目中，冰淇淋是一切美好东西的范例。要是她想称赞我，她就说：“你是奶油冰淇淋，爸爸。”我们常把她的这一个小手指头叫做阿月浑子冰淇淋，另一个叫做奶油冰淇淋，第三个叫做马林果冰淇淋等等。往常她来问我早安，我总要把她抱起来，放在我的膝头上，吻她的小手指头，说：“奶油冰淇淋，……阿月浑子冰淇淋，……柠檬冰淇淋。
……“
现在呢，拗不过老习惯，我还是吻着丽扎的手指头，喃喃地说：“阿月浑子冰淇淋，……奶油冰淇淋，……柠檬冰淇淋。
……“可是我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了。我冷冰冰，就跟冰淇淋一 样，自己也觉得难为情了。临到我女儿走到我面前，用嘴唇碰一碰我的鬓角，我却打个冷战，好象有一只蜜蜂螫了我的鬓角似的，我勉强笑一笑，把脸扭开了。自从我害失眠症以来，有一
个问题象钉子那样钉在我的脑子里：我女儿常常看见我这个老头子，这个名人，为了欠仆役的工钱而痛苦得满脸通红，她也看见由小小的债务带来的烦恼常常逼得我放下工作，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连走上好几个钟头，想心事；可是为什么她就从来没有一回瞒着母亲，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爸爸，拿去吧，这是我的表、镯子、耳环、衣服……。
把它们统统拿去典当了吧，你要钱用。……“？她既然明白她母亲和我要面子，极力把我们的贫穷瞒住外人，那她为什么不放弃学音乐这种昂贵的享受呢？我不会收下她的表、镯子，也不会要她牺牲音乐，求主保佑我，我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
同时我也想起了我的儿子，那个在华沙的军官。他是个聪明、正直、头脑清醒的人。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够的。我想：要是我有个老父亲，要是我知道有些时候他穷得害臊，那我就会把军官的职务交给别人去干，自己情愿做雇工。关于孩子的这一 类想法败坏了我的情绪。这样想有什么好处呢？只有心胸狭窄、满怀愤恨的人才会因为普通人不是英雄而对他们抱恶感。
可是，这些不提也罢。
到九点三刻，我得去给我那些可爱的孩子们讲课了。我穿好衣服，顺着街道走去。这条街道我走了三十年，对我来说它已经有它自己的历史了。那儿是一所灰色的大房子，开着一家药店，这儿从前是一所小房子，开着一家啤酒店，我就在那啤酒店里构思我的学位论文，给瓦丽雅写第一封情书。我是用铅笔在一张上端标着“ historiamorbi”⑥字样的纸上写的。那儿有一家食品杂货店，当初是一个犹太人开的，他赊给我纸烟，后来由一个胖太太经营了，她喜欢大学生，因为“他们人人都有娘”，现在呢，那里面坐着一个红头发商人，是个很冷淡的人，用铜茶壶喝茶。这儿是大学的破败的、多年没修过的大门，穿着羊皮袄、烦闷无聊的看门人，笤帚，一堆堆的雪。……在一 个新从内地来的、生气勃勃的、以为科学的宫殿真是宫殿的孩子的心上，这样的大门是不会留下什么良好印象的。一般地说，在俄罗斯悲观主义的历史上，大学校舍的颓败，走廊的阴森，墙上的污迹，光线的不足，台阶、衣帽架、凳子的凄凉的模样，在造成这种倾向的众多原因当中占首要地位。……那儿是我们的校园。我觉得从我做大学生的时候起到现在，它既没变得好一点，也没变得差一点。我不喜欢它。要是拔掉那些病样的菩提树、枯黄的金合欢、剪了枝的稀疏的紫丁香，在那儿栽上高高的松树和好看的橡树，那就合理多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生的情怀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他们在求学的地方无论走到哪儿，眼前所看见的只应当是高大的、健壮的、优雅的东西才对。……求上帝别让他们瞧见那些细瘦的树木、破碎的窗子、灰色的墙壁、蒙着破烂漆布的门才好。
我一走到平时进出的门廊，门就打开了，我碰到了我的老同事，跟我同年龄、同名字的看门人尼古拉。他一面把我让进门去，一面嗽着喉咙说：“天好冷啊，您老人家！”
或者，如果皮大衣湿了，他就说：
“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