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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节目我们在南希演了两个星期。马恩河畔的夏龙好客地接待了我们一星期。奥斯卡的舌头已经能弹出几个法国字来了。在兰斯，还能观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世界闻名的大教堂的石雕动物，令人讨厌地没完没了地把水喷到铺路石块上。这句话的意思是：兰斯天天下雨，夜间也下雨。但是，在巴黎，我们遇上了一个明媚和煦的九月。我可以挽着罗丝维塔的臂膀在码头上漫步，度过我的十九岁生日。虽说我曾经从士官弗里茨·特鲁钦斯基寄来的明信片上见到过这个大都会，巴黎却一点也没有使我失望。罗丝维塔和我头一回站在艾菲尔铁塔下，我们——我身高九十四厘米，她九十九厘米——举首仰望，我们两人，手挽手，头一回意识到我们的伟大和独一无二。我们在大街上接吻，不过，这在巴黎并不新鲜。同艺术与历史交往，是何等美妙啊！我，始终挽着罗丝维塔的臂膀，游览了伤兵教堂，缅怀伟大的、但个子并不高的、因此与我们同属一类的皇帝，我用拿破仑的语言讲话。在第二位弗里德里希①（此公亦非巨人）的墓前，拿破仑说过：“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就不会站在此地了！”我在我的罗丝维塔的耳边柔声低语：“如果这个科西嘉人还活着，我们就不会站在此地了，我们就不会在桥下，在码头上，在巴黎的人行道上接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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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普鲁士国王，亦译作腓特烈大王。
我们同其他剧团一起在普莱尔大厅和萨拉·伯恩哈特剧院联合演出。奥斯卡迅速习惯了大城市的舞台环境，把他的保留节目改得高雅，以投合巴黎占领军的吹毛求疵的口味。我不再唱碎普通的、粗俗的德意志啤酒瓶，不，我把从法国各个宫殿里精选出来的、呈优美弧形的、吹制成雾气一般薄的花瓶和水果盆唱成碎片。我的节目是按照文化史的观点安排的科学理论的根据。系统的符号单位是人类思维的特点，运用，从路易十四时代的玻璃杯开始，又让路易十五时代的玻璃制品变成玻璃尘埃。我想到了革命时代，带着激烈的情绪，让不幸的路易十六和他的丢了脑袋的玛丽·安托万奈特的高脚杯遭了殃。我又毁了一点路易·菲利普的玩艺儿，最后同第三共和国的青年风格的玻璃幻想产物恶战一场。
尽管正厅前排和各层楼座的军灰色群众不理解我的表演是按历史进程编排的，把玻璃碎片仅仅当做普通的玻璃碎片并报以掌声，然而，偶或也有来自帝国的参谋部军官和新闻记者，除了玻璃碎片外还欣赏我的历史感。在一场由官方为司令官们举办的演出结束后，人家把我们介绍给一位不穿制服的学者，此人对我的艺术大加恭维。我尤其感激帝国一份主要日报的通讯记者，他正待在这座塞纳河上的城市里，并且不愧为法国问题专家。他暗示我注意我的节目中若干细小的错误，但不属于风格上的纰漏。我们在巴黎过冬。人家请我们在一流饭店里下榻，我也不想缄口不提，我身边的罗丝维塔在整个漫长的冬天一再试验并证实了法国床的优点。奥斯卡在巴黎幸福吗？难道他已经忘了故乡的情人玛丽亚，还有马策拉特、格蕾欣和亚历山大·舍夫勒，忘了他的儿子库尔特和他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吗？
我并没有忘记他们，然而我也不惦念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所以，我也没有寄军用明信片回家，不给他们任何我还活着的标志，而是给他们提供条件，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生活上一年；我离家出走时就决定要回去，我感兴趣的是我不在时家里这伙人的关系作了怎样的调整。在街上，在表演时，我有时也在士兵的脸上寻找熟悉的特征。也许弗里茨·特鲁钦斯基或阿克塞尔·米施克从东线调到巴黎来了，奥斯卡想着，有一两次真以为在一伙步兵中间认出了玛丽亚漂亮的哥哥，其实不是，军灰色把人弄糊涂了！
唯独艾菲尔铁塔使乡愁在我心中萌生。这并不是说，我曾登上这座铁塔，极目远眺，唤起了对家乡的渴望。奥斯卡在想象中经常登上明信片上印着的这座高塔，假如真的攀登上去自然权利便订立契约，组成国家。卢梭认为，国家的产生是，那只能使我感到像是在失望地爬下塔来。在艾菲尔铁塔脚下，没有罗丝维塔，我独自一人，在这金属结构的弧形基架下面，站着或者蹲着，这个能让我看到四处的然而又是封闭式的穹隆，却变成了我的外祖母安娜能够掩蔽一切的罩子。当我坐在艾菲尔铁塔下面时，我也就坐在了外祖母的四条裙子下面，练兵场变成了卡舒贝的土豆地，一场巴黎的十月雨不知疲倦地斜飘到比绍与拉姆考之间。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嗅到整个巴黎，连同地下铁道，散发出一股略微有点哈喇的黄油味道。我变得沉默寡言，终日沉思，罗丝维塔待我细心周到，她注意到了我的苦痛，因为她是感觉细腻型的。
一九四四年四月——从各个战场传来了成功地缩短战线的消息——我们奉命收拾演员行囊，离开巴黎，到大西洋壁垒去慰问。贝布拉的前线剧团在勒阿弗尔开始它的巡回演出。我觉得贝布拉沉默寡言，神思恍惚。尽管他在表演时从未出过差错，一如既往地取悦观众，但是，大幕一落，他那张苍老的纳赛斯的面孔立即变得呆滞。起先，我把他看成一个嫉妒鬼，更糟的是，我甚至把他看成是败在我的青春力量下的降将。罗丝维塔小声告诉我，我的判断错了；但她也不知道底细，只说有几名军官在演出结束后便来找贝布拉，关上房门密谈。看来这位师傅想要放弃他的内心流亡，正在策划什么具体的行动，看来他的祖先欧仁亲王的血统又在他身上占了上风。贝布拉的各种策划使他疏远我们，把他牵连进涉及方面极广的关系中去。奥斯卡同从前属于他的罗丝维塔的关系只能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诱出疲惫的一丝微笑。当他——那是在特鲁维尔，我们下榻于疗养地饭店——突然闯入我们合用的化妆间里，见我们在地毯上扭作一团时，他挥挥手表示不必介意。我们正想相互解脱，他却对着化妆镜说：“享乐吧，孩子们，亲吻吧，明天我们去参观水泥，后天水泥粉末就会在你们的嘴唇间沙沙作响，会败坏你们亲吻的兴致的！”
这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其间，我们走遍了从比斯开直抵荷兰的大西洋壁垒。可是我们多半是在腹地，那些传奇式的地堡却见得不多，到了特鲁维尔，我们才首次在海岸演出。人家提议我们去参观大西洋壁垒。贝布拉接受了。在特鲁维尔作最后一场演出。夜阿，我们来到卡昂前方在海岸沙丘后四公里处的小村庄巴文。人家安排我们在农民家过宿。许多草地、灌木丛、苹果树。这里酿制苹果烧酒，名叫卡尔伐道。我们尝了尝，事后睡得很香。凉爽的空气由窗户透入，水塘里的青蛙呱呱地一直叫到天明。有会擂鼓的青蛙。我睡着听它们的鼓声并提醒自己：你该回家了，奥斯卡，不久，你的儿子库尔特就满三周岁了，你必须给他一面鼓，这可是你答应过要给他的呀！奥斯卡，受痛苦折磨的父亲，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这样告诫自己。他醒来时，摸摸自己的身边，证实他的拉古娜躺在那里，他闻到了她的气味：拉古娜有一股清淡的桂皮、捣碎的丁香和肉豆蔻味；圣诞夜前，她的气味像烤香料，这种气味一直保留到夏天。
一大清早，一辆装甲车开到农舍前。在院门口，我们大家都觉得有点冷飕飕的。清晨，凉爽，迎着从海上刮来的风是一普遍的精神即“绝对”。它既是思想，又具有目的与意志，我们聊了几句。上车：贝布拉，拉古娜，菲利克斯和基蒂，奥斯卡和那个中尉海尔佐格，他来接我们到卡堡以西他的炮兵连去。
我说，诺曼底是绿色的，我是想借此避而不谈那些栋白两色相间的牛群。它们在笔直的公路的左右两侧被露水沾湿的、薄雾迷漫的草地上反刍，对我们的装甲车漠然视之，这些甲板若不是已经涂上了一层保护色的话，定会由于羞愧而变成红色。白杨、树篱、爬行的灌木丛，第一批外形大而蠢的海滨旅馆空荡荡的，百叶窗在风中作响。装甲车拐入林阴道，我们下车，急急忙忙地跟在中尉——他对贝布拉上尉毕恭毕敬，虽说有些夸张——后面，穿过沙丘，迎着一阵裹挟着沙土和涛声的海风。
这不是温柔的波罗的海，不是酒瓶般绿的、少女般抽泣着的、正等待着我的波罗的海。大西洋正在练它的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