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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过去消灭手掌上的车叶草一样，但是她的舌头不够长；她的肚脐眼距离她的舌头比亚洲或者火地岛更遥远。可是，玛丽亚的肚脐离我很近，我便把舌头伸过去，寻找草莓，并且找到的也越来越多，我就这样在采集的时候迷了路，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没有护林人问你要采集执照，我感到有义务采集每一个草莓，我的眼睛、思想、耳朵和心里只有草莓，这里只有草莓的味道，由于我如此专心致志地采集草莓，因此奥斯卡只是顺带对自己说：玛丽亚对你这样努力地采集感到很满意哪！因此，她关上了灯。她放心地睡着了，并允许你继续去寻找，因为玛丽亚身上有许许多多的草莓。
当我再也找不到草莓的时候，我十分偶然地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蘑菇。它深藏在苔藓下面，我的舌头够不到，于是，我让自己长出了第十一个手指，因为我那十个指头同样派不了用场。于是，奥斯卡获得了第三根鼓棒，它的年头已经够派这种用场了。我不敲鼓，而是敲苔藓。我完全搞不清楚了：是我在敲吗？这是玛丽亚吗？这是我的苦藓还是她的苔藓？苔藓和第十一个手指是属于别人的，而只有蘑菇是属于我的吗？下面的这个小先生有他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意志吗？这一切都是谁干的：是奥斯卡、他还是我？
玛丽亚上半身睡着，下半身醒着，无害的香草和苔藓底下的味道强烈的蘑菇，都要汽水粉，不要这个小先生，甚至我也不要他，他已经宣布独立自主了，他证明自己是有头脑的，他吐出的东西，我可不曾灌给他，我躺下的时候他站着，他做着不同于我的梦，他既不会念书也不会写字，然而他却替我签了字，他至今还独行其是，从我感觉到他的那一天起，他就同我分开了，他是我的敌人，而我不得不一再同他结盟，他背叛我，在我危难时舍弃不顾，我想背叛并出卖他，我为他感到羞惭，他厌烦我，我替他洗澡，他却把我弄脏，他什么也看不见，但能嗅到一切，对我来说，他是个陌生人，我真想用“您”称呼他，他的记忆力与奥斯卡完全不同。因为今天，当玛丽亚走进我的病房，看护布鲁诺细心周到地退避到走廊上去时，他再也认不出玛丽亚来了，不愿意，也不能够，至多是冷淡地摆着吊儿郎当的姿势。与此相反，奥斯卡的心激动万分，结结巴巴地说道：“玛丽亚，仔细听听这些多情的建议吧：我可以买一个圆规，在我们周围画一个圆。我可以用这同一个圆规，在你阅读、缝补或者像现在这样拧我的手提式收音机的钮时量你的脖子的倾斜角。别弄这收音机，听听这些温柔的建议吧：我可以让人给我的眼睛打预防针，让它们重新流出眼泪来。奥斯卡可以到就近的肉铺里把自己的心放在纹内机里绞，如果你把你的灵魂也同样这么纹的话。我们可以买一只剥制的动物，让它安静地待在我们俩之间。如果我下决心去掘虫子，而你有耐心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去钓鱼，使我们更加开心。要么去买当年的汽水粉，你记得吗？你把我叫做车叶草，我起泡沫，你要了又要，我把剩余的都给了你——玛丽亚，汽水粉，多情的建议！你为什么拨我的收音机，为什么现在还只听收音机，就好像你对特别新闻有一种疯狂的渴念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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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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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那面鼓的白色圆面上是做不好实验的。这一点我本来应该知道。我的铁皮始终只需要同样的木头。它愿意人家敲击着向它提问，敲击着由它回答，或者在急速敲击下无拘无束地闲聊，把问题和回答都搁置一旁。因此，我的鼓既不是煎锅，经人工加热后可以把生肉吓得魂飞魄散，也不是舞池，可以供未知能否终成眷属的舞伴翩翩起舞。因此，即使在最孤独的时候，奥斯卡也不把汽水粉撒到他的鼓上，再积聚口水流上去，让那出多少年来他再没有看到过的戏重新上演。可我又是多么惦念它呀！说实在的，奥斯卡不能完全放弃用上面所说的粉末做实验，可是，他宁愿自己直接去做，而不愿让鼓来参预；这样一来，我就会丢丑现眼，因为没有鼓，我便始终是个丢丑现眼的人。
首先，要弄到汽水粉就很难。我派布鲁诺跑遍伯爵山所有的殖民地商店，让他乘电车去格雷斯海姆。我也请他到城里去试试，可是，即使在电车终点站可以找到的那种冷饮店里，布鲁诺也买不到汽水粉。年轻的女售货员根本不知道，年纪较大的冷饮店老板回忆起来话可多了，据布鲁诺讲，他们搓搓额头沉思着说：“伙计，您要什么？汽水粉吗？这是哪个年代的东西啦！在威廉时代，在希特勒时代的头几年，还出售这种玩意儿。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啦！现在么，给您来一瓶果汁汽水或者可口可乐怎么样？”
于是，我的护理员用我的钱喝了好几瓶果汁汽水和可口可乐，可就是没有给我买来我所要的东西。不过，他还是帮了奥斯卡的忙。布鲁诺一点也没泄气，昨天他给我带来一个没有印字的白色小口袋。疗养与护理院的女化验员，一位名叫克莱因的小姐，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愿意帮忙，并摊开参考书，打开抽屉和瓶瓶罐罐，这儿取几克，那儿取几克，经过多次试验，终于配制成了汽水粉。布鲁诺告诉我说，它会起泡沫，有刺激性，会变绿，并且有车叶草味。
今天是探望日。玛丽亚要来。可是头一个来的是克勒普。我们一起就一些只配遗忘的事情笑了三刻钟之久。我想方设法不让克勒普以及他的列宁主义者感情冲动起来，便避而不谈现实问题，只字不提我从手提式收音机——这是玛丽亚在几个星期以前送给我的——听来的特别新闻，也就是关于斯大林逝世的报道。不过，看来克勒普肯定是知道的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30—40年代产生并流行于，因为他的棕色方格纹大衣袖上缝着黑纱，只是缝得很不像样。接着，克勒普站起身来，维特拉进屋。这两位朋友看来又要争吵了，因为维特拉笑着向克勒普打招呼，并把手指弯曲成魔鬼头上的角那样：“今天早晨刮胡子的时候，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把我吓了一跳！”他一边嘲讽，一边帮克勒普穿大衣。克勒普香脂抹得发亮的宽脸上露出虔敬的表情。他抬起手臂，晃了晃大衣袖子上的黑纱。“就因为这个我才戴黑纱。”他叹息道，并模仿阿姆斯特朗①的小号声，哼起了最初几小节具有新奥尔良功能的葬礼音乐：特拉——特拉哒哒——特拉——哒哒——哒哒哒……随后，他滑着舞步出了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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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路易·阿姆斯特朗（1900～1971），美国著名爵士乐小号手。
维特拉留下了。他不想坐，宁愿站在镜子前面跳跳蹦蹦。我们两个会心地相对微笑了一刻钟左右之久，但与斯大林无关。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要向维特拉吐露秘密呢，还是蓄意把他赶走。我招手叫他到床前来，招手叫他把耳朵凑过来，对着他的大耳垂的耳朵低声说道：“汽水粉！你知道是什么名堂吗，戈特弗里德？”维特拉恐怖地从我的栏杆床旁跳开；他马上做起他的拿手好戏来，用食指指着我，以激动的腔调说：“撒旦啊，你为什么要用汽水粉引诱我？你难道还不知道我是个天使吗？”
维特拉像个天使似的，先对着洗脸盆上方的镜子照了照，然后翩然离去。疗养院外面的年轻人真古怪，都喜欢装腔作势。
接着玛丽亚来了。她让裁缝做了一套时新的春装，配上一顶时新的鼠灰色帽子，带有精致的稻草黄的装饰物，她甚至进了我的病房也不肯摘下这件艺术品。她草草地问候了我一声，不让我吻她的面颊，随即打开了那只手提式收音机。这东西虽说是她送给我的，但看来完全是为了她自己派用场，因为每逢探望日，这只讨厌的手提式收音机总要代替我们之间的一部分谈话。“你听到了今天早晨的广播没有？真叫人激动。不是吗？”“是这样，玛丽亚，”我耐心地回答说，“他们连斯大林的死讯都不想对我保密，不过，还是请你把收音机关了吧！”
玛丽亚一声不吭地照办了。她坐下来，始终还戴着那顶帽子。于是，我们像往常那样谈起小库尔特来了。
“你看怎么办，奥斯卡，那个小淘气已经不愿再穿长统袜子了。现在还只是三月份，天气还会变冷，广播里这么说的。”对于天气预报，我只当没听见，并在穿不穿长统袜子的事情上，替小库尔特说话。“这孩子现在十二岁了，他不好意思穿长统袜子上学，因为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