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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神弹射手》是德国作曲家韦伯（1786～1826）的歌剧。一译《魔弹射手》。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只听见妈妈的哭声、床发出的轻微的嘎吱声以及起居室里传来的含糊的嘟哝声。扬安慰马策拉特，马策拉特请扬去安慰我妈妈。嘟哝声逐渐消失，扬进了卧室。第三幕：他站在床前，看看妈妈，又看看祈祷的从良妓女，小心翼翼地坐到床沿上，抚摩脸冲下趴着的妈妈的背部和臀部，用卡舒贝话抚慰她，末了，由于光说好话已无补于事，便把手伸到她的裙子下面去，直到她停止啜泣。这时，扬的目光也可以从十指纤纤的从良妓女身上挪开了。这一场是非看不可的。扬干完差事，站起身来，掏出手帕，擦擦手指，随后大声地对妈妈说话。这时，他不再讲卡舒贝话，而且一字一句地，好让留在起居室或厨房里的马策拉特听明白：“来吧，阿格内斯，忘了这件事吧！阿尔弗雷德早就把鳗鱼端走了，已经扔进厕所了。让我们开开心心地去玩施卡特牌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赌四分之一芬尼一点怎么样？忘掉这些事情，恢复了和气，阿尔弗雷德会给你做蘑菇炒鸡蛋和油煎土豆吃的。”
妈妈没有搭话，翻身下床，重新扯平了黄色床单，对着衣柜门上的镜子理了理头发，跟在扬后面离开了卧室。我的眼睛从窥视缝前移开去，随即听到他们在洗牌。谨慎而轻微的笑声，马策拉特签牌，扬分牌，随后大家叫牌。我想，现在是扬叫牌，马策拉特是下一家，扬喊到二十三点他就不要了。妈妈接着，一直喊到三十六点，这时扬也不得不让步了。妈妈总算打满了三十六点，真险，差一点她就输了。第二盘打红方块，扬稳稳当当地赢了。第三盘，妈妈打红心三十点，侥幸赢了。
不用说，这场家庭牌戏一直玩到深夜，中间短暂地间断过一次，吃炒鸡蛋、蘑菇和油煎土豆。可是，接下去的牌局，我几乎听不见了。我又重新设法寻到护士英格和她的催人入眠的白色护士服。可是，在霍拉茨医生诊所里的情景却仍旧相当模糊。不仅绿色、蓝色、黄色和黑色一再来破坏红十字胸针的红色，而且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也掺了进来：通往听诊室和护士英格的门刚打开，呈现在我眼前的总不是洁净而轻盈的护士服，而是新航道防浪堤上航标灯下那个装船工，他正从水淋淋的马头上把爬满的鳗鱼抓下来。至于呈现为白色的东西，我本想把它同护士英格联系起来，却不料都是海鸥的翅膀，片刻之间，遮盖了马头和马头里的鳗鱼，直到伤口又迸裂，但流出的血不是红色的，而是黑色的，像那匹黑马。酒瓶一般绿的大海，给幻景增添一点锈红色的是那艘运木材的芬兰船，那些海鸥——可别再同我提起鸽子——像云一样遮盖了那个献祭品，用它们的翅膀尖伸进去，拽出鳗鱼来，扔给护士英格。她接着了，赞颂它，并且把自己变成了海鸥，不是鸽子，即使变成了圣灵，也不以鸽子的形骸显现而以海鸥的形骸显现，像云一样，降落在肉上。庆祝圣灵降临节。
我不再白费劲了，而要离开衣柜。我怒气冲冲地踢开镶镜子的柜门，爬出柜子，在镜子前照了照，依然故我，但毕竟很高兴，因为卡特太太不再拍打地毯了。虽然耶稣受难日对于奥斯卡来说已经结束，但是他自己的受难日则要到复活节过后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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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材一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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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也是如此。过了这个马头上爬满鳗鱼的耶稣受难日，我们同布朗斯基一家到比绍乡下同外祖母和舅公文岑特一起过完复活节。这时，她的受难日才告来临，甚至明媚的五月天气也无力挽回。
有人说是马策拉特又强迫妈妈吃起鱼来，此话不确。复活节过后两个星期，她莫名其妙地自动大吃起来，像中了邪似的，完全不顾自己身体会发胖，吃的数量之多使马策拉特不得不说：“你可别吃这么多鱼，好像别人强迫你吃似的。”
但是，她早餐吃橄榄油浸的沙丁鱼。两小时以后，如果店里没有顾客，她便大嚼板条箱里装的博恩扎克的西鲱鱼。午餐时，她非要吃加芥末调味汁的煎比目鱼或鳕鱼不可。到了下午，她手里又拿着开罐刀，开肉冻鳗鱼、鲱鱼卷和油炸鲱鱼罐头。晚餐时，如果马策拉特拒绝再煎鱼或熬鱼汤，她就不说话，也不骂人，站起身来，离开饭桌，从店里拿回一块熏鳗鱼。这可叫我们两个倒了胃口，因为她用刀子把鳗鱼皮上和肚子里的肥油刮下来吃。她吃鱼总是用刀的。白天，她一次又一次地呕吐。马策拉特既担忧又无计可施，便问她道：“你是怀孕了还是怎么回事？”
“别胡说八道。”妈妈会这样答复他，假如她还愿意说话的话。一个星期天，外祖母科尔雅切克来了。一见端上桌来的是在黄油调味汁里游泳的青鳗鱼和新鲜土豆，她气得拍桌子说：“怎么回事，阿格内斯赋观念。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柏格森则从非理性主义的观点，你倒是说呀！你不该吃鱼，却偏吃鱼，你也不说个究竟，简直像个疯子！”妈妈只是摇头，把土豆推到一边，从黄油调味汁里把鳗鱼捞上来，照吃不误。她埋头大嚼，像是在完成一项费力的任务。扬·布朗斯基一声不吭。有一次，他们两个正在沙发榻上，被我撞见了。他们同往常一样，互握着手，衣服也很凌乱。但是，引我注目的是扬哭得红肿了的眼睛，还有我妈妈对我漠不关心的态度也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跳起来，一把抓住我，把我抱起来，抱得紧紧的，给我看一个深渊，那是无法填满的，即使用巨量的煎鱼、熬鱼、罐头鱼和熏鱼也是填不满的。
没过几天，我看见她在厨房里不仅大嚼普通的、该死的油浸沙丁鱼，还把她保存下来的许多吃剩的罐头里的橄榄油倒进一个做调味汁的小钵里，放在煤气上煮热后喝下去。这时，站在厨房门口的我吓得把手里的鼓都掉在地上了。就在这天晚上，妈妈被送进了市立医院。救护车未到之前，马策拉特又哭又嚎：“你为什么不要孩子？是谁生的，那无所谓。你是不是还因为那个要命的马头？我们真不该去呀！忘了它吧，阿格内斯！我可不是故意的呀！”
救护车来了，妈妈被抬上车。街上聚满了孩子和大人，车开走了。事实证明，妈妈既忘不了防浪堤，也忘不了那个马头。她带着对那匹马——管它叫弗里茨还是汉斯呢——的记忆去医院了。她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贮存着对耶稣受难节那次远足的痛苦而清晰的记忆，由于惧怕旧地重游，她身上的器官已经同我妈妈统一了意见，要让她死去。
霍拉茨医生说是黄疽病和食鱼中毒。医院里的人断定，妈妈已怀孕三个月，并让她住进单人病房。我们可以去探望她。有四天之久，她给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由于恶心和痉挛而无人色的脸。有时，她还一边恶心一边向我微笑。尽管她费力地想使前来探望的人高兴一性原理贯彻到底。，正如我今天每逢探望日也要费力地显出一副面孔使朋友们都高兴那样，然而她终究无法阻止周期性的恶心迫使她一再把渐渐垮下去的身子探到床外，弯下来，可是却什么也吐不出来了。末了，在那艰苦的死亡过程的第四天，她吐出了那一丝气息——这是每个人最终都要吐掉随后才能去领死亡证书的。
当我妈妈体内再也不会产生恶心来损坏她的美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一等她被人擦洗于净，换上寿衣，躺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又是她那张亲切的、天真中露出几分狡猾的圆脸。护士长给妈妈合上眼皮，因为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哭得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不能哭，因为别人都在哭，那两个男的、外祖母、黑德维希·布朗斯基以及快十四岁的斯特凡都在哭。何况妈妈的死并没有使我感到突然。奥斯卡每星期四陪她进旧城，每星期六伴她上圣心教堂，他怎能不觉察到，多年以来，她一直费尽心机地在寻找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他们的三角关系呢？一方面能使或许是她所憎恨的马策拉特对她的死承担罪责，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