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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我也一次又一次地从瓦格纳的手指间溜走。末了，奥斯卡终于醒来，因为这时在林地正中央，孤单单地站着一个女人在喊叫。这个黄头发的女人之所以喊叫，是因为一个照明员，可能是那个小福梅拉用一架聚光灯照着她，调戏她。“不！”她喊道，“我痛苦哟！”接着又是一声，“谁使我痛苦？”可是，那个使她痛苦的福梅拉却不把聚光灯转向别处。这个孤单单的女人（后来妈妈把她叫做女高音），由喊叫变为呜咽，时而喷出银光闪闪的唾沫。这声声呜咽虽然使得索波特森林中树上的叶子过早地枯萎，但对福梅拉的聚光灯却不起任何作用。她的声音虽有天赋，但无实效。这时，奥斯卡不得不挺身而出，对准那没有教养的光源，送去一声音高比蚊子的嗡嗡声还低的、有远程效果的喊声，使那盏聚光灯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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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漂泊的荷兰人》，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写一个荷兰船长被罚永远在海上航行，除非他每隔数年上陆一次时能得到爱情，才能解脱。下文的“女高音”指剧中女主角、爱上荷兰船长的苏塔。
结果，造成了短路，林中顿时漆黑一片，爆出的火花使森林起火，虽被扑灭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出身盐户，早年为灶叮自修典，却引起了一场混乱。这些，都不是我的本意。在乱作一团的人群中，我不仅丢了妈妈和那两个被人粗暴地摇醒的男人，连我的鼓也给丢了。
这是我第三次同剧院打交道。回家后，妈妈便把瓦格纳歌剧里的歌配上简单的伴奏，在钢琴上弹奏。这还使她生出一个念头来，要带我去见识见识马戏团表演的气氛。到了一九三四年春，这件事果真实现了。
奥斯卡不想谈那些像道道银光破空而过的荡高秋千的女人、马戏团丛林里的老虎以及灵巧的海豹。没有人从帐篷圆顶上摔下来。没有驯兽者被咬坏。海豹耍的无非是它们学到的那些玩艺儿：顶彩球，接住别人作为犒赏扔过来的活鲱鱼。我感谢马戏团使我开心地度过了几个小时，还结识了贝布拉，那个站在瓶子上演奏《老虎吉米》①并指挥一队矮子的音乐小丑。同他结交，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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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老虎吉米》源自美国甫卡罗来纳州港市查尔斯顿的一种狐步舞曲曲名。
我们是在马戏团四野兽的笼子前相遇的。妈妈和她的两位先生站在猴子笼前让它们胡闹取笑。这次破例一同来的黑德维希·布朗斯基，领着她的两个孩子在看矮种马。我看罢狮子打呵欠，轻率地同一只猫头鹰冲突起来。我想盯得它不敢再看我，结果反倒被它盯得垂下了目光。奥斯卡垂头丧气地溜走了，耳朵红得发烫，内心受了伤害，躺到可用汽车拖的蓝白色活动房屋之间，那里除去几头拴住的矮种羊以外，没有别的动物。
他穿着背带裤和拖鞋，拎着一桶水，从我身旁走过。我们的目光刚一接触，便都认出了对方。他放下水桶，歪着大脑袋，朝我走来。我估计，他比我高大约九厘米。
“瞧，瞧！”他粗声粗气地怀着妒意冲着我说，“现在才三岁的孩子就不愿再长大了。”由于我没有回答，他便接着说下去，“我的名字叫贝布拉，我是欧仁亲王的嫡系子孙，他的父亲是路易十四，而不是人家所说的某个萨沃耶人。”我还是沉默不语，他又说，“我是十岁生日那天不再长个儿的，晚了点儿，但毕竟是不长了嘛！”
由于他这样开诚相见，我便作了自我介绍，但没有胡诌什么家谱世系，只说我叫奥斯卡。“请告诉我，亲爱的奥斯卡，您有十四岁或者十五岁了吧！也许十六岁了。什么，才九岁半？不可能的事！”现在轮到我来猜他的年纪。我故意说得很小。
“您真会奉承人，我的年轻朋友。三十五岁，那是过去的事了。今年八月，我就要过五十八岁生日了。我可以当您的爷爷！”
奥斯卡对他的小丑技艺恭维了几句，说他音乐才能高超，随后，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稍稍露了一手。马戏场上三个电灯泡碎了。贝布拉先生大声叫好，好极了，他当即表示要聘请奥斯卡入伙。
我拒绝了。这件事我今天有时还感到遗憾。我心中劝自己不要干，并说：“贝布拉先生，不瞒您说，我宁愿当观众，宁愿私下里磨练我这点微不足道的技艺，而不愿去博得别人的掌声，但我是少不了要为您的表演热烈鼓掌的。”贝布拉先生竖起皱皮的食指，劝我说：“亲爱的奥斯卡，请您相信一个有经验的同行。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观众中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登台，必须上场。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表演，必须主持演出，否则就会被那些人所摆布。那些人主演，是不会让我们好受的！”
他的眼睛一下子变得十分苍老，几乎凑到了我的耳边，悄悄说道：“他们来了！他们将占据节庆场所！他们将举行火炬游行！他们将建造演讲台，坐满演讲台，从演讲台上说教，宣扬我们的毁灭①。留神哪，年轻朋友，留神演讲台上将要发生的事情，您要想方设法坐到演讲台上去，千万不要站在演讲台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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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指纳粹党将上台掌权。
这时，有人在喊我的名字，贝布拉先生便拎起水桶。“他们在找您，亲爱的朋友。后会有期。我们太矮小了，不会失之交臂的。贝布拉有一句老话：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甚至在挤得没有插足之地的演讲台上，也总能找到立身处的。如果演讲台上找不到地方，演讲台底下总能找到的，只是干万别在演讲台前面。这是贝布拉讲的话，欧仁亲王的嫡系后裔贝布拉。”
妈妈喊着奥斯卡，从一座活动房屋后面转出来，正好看见贝布拉先生吻我的额头，然后他提着水桶，肩膀一扭一歪地向一座活动房屋走去。
“你们不想想，”妈妈事后对着马策拉特和布朗斯基一家大发脾气说，“他跑到矮人堆里去了。一个侏儒亲了他的前额。但愿没有任何含意！”
贝布拉亲我的额头，对我来说，含意很多。此后几年的政治事件证实了他的话：在演讲台前举行火炬游行和阅兵式的时期开始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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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纳粹时期。
我听取了贝布拉先生的劝告，妈妈也部分地听取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劝告；那天他在军火库巷向我妈妈进言，此后，每逢星期四我们到他的店里去时，他又一再提出。虽说她没有跟马库斯一同赴伦敦——倘若迁居，我也不会有多少异议——然而她仍同马策拉特待在一起，和扬·布朗斯基见面的次数则较少，这就是说，她偶尔去木匠胡同扬出钱租的房间，要么就在我家玩施卡特牌，这对扬来说代价更高，因为他总是输牌。妈妈虽然仍将赌注押在马策拉特身上，但根据马库斯的劝告，并没有把赌注加倍。马策拉特呢，他比较早地认识到秩序的力量，一九三四年就入了纳粹党，不过并没有因此而青云直上，只混上了一个支部领导人。这次提升，同其他不寻常的事情一样，又使他们三人聚在我家玩施卡特牌。对于扬·布朗斯基在波兰邮局任职一事，马策拉特一再提出劝告，但这一回，他第一次用了比较严厉却又比较忧虑的语调。
除此而外，变化不大。唯有钢琴上方目光忧郁的贝多芬像——这是格雷夫送的礼物——被马策拉特从钉子上取了下来，在同一颗钉子上挂上了同样目光忧郁的希特勒像。对于严肃音乐丝毫不感兴趣的马策拉特，要把这个几乎聋了的音乐家的画像彻底烧掉。可是妈妈却非常喜欢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里的慢乐章，她练过那么两三个，有时也在琴上拨弄，但速度比规定的要慢得多。她坚持要把贝多芬像挂在长沙发或者碗橱上方，结果造成了那种最最阴森可怕的对抗局面：希特勒和这位天才的像相向挂着，他们对视着，互相看透了对方的用心，因此不能愉快地相处。
马策拉特逐渐把制服一件件地买齐全了。如果我记忆无误，他先戴上了“党帽”，即使在晴朗的日子里，他也爱把冲锋帽带勒在下巴底下。有一段时间，他身穿白衬衫，系着黑领带，来配这顶帽子，或者穿一件皮茄克，戴着臂章。接着他买了第一件褐色衬衫，一星期以后，他又要添置屎褐色的马裤和皮靴。由于妈妈反对，又拖了几个礼拜，马策拉特终于穿戴上了全套制服。
一周之内，穿这种制服的机会有好几次，但是马策拉特每周只穿一次就满足了，那是在星期日去体育馆旁边的五月草场参加集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