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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我吼出一声双响的叫喊，把施波伦豪威尔的两块眼镜片化为粉末。她的眉毛下边出了点血，没有镜片的镜框后面，两只眼睛眯成了缝，摸瞎着朝后退去，最后开始号啕大哭，丑态百出，对于一个公立学校女教师来说，也太没有自制力了。这时，我背后那一帮小子吓得不敢吭声，有的牙齿打架，有的钻到了课桌底下。有几个偷偷从一张课桌溜到另一张，向母亲们身边靠拢。她们可知道这是一场灾祸，便要打肇事者，准备扑过去抓住我妈妈。要不是我抱着我的鼓离开了课桌，她们非把我妈妈揍一顿不可。
我从半瞎的施波伦豪威尔身边走过，到了被复仇女神团团围住的我妈妈身边，拉住她的一只手，将她一把拽出了一年级甲班灌满过堂风的教室。我们穿过有回声的走廊，下了为巨人的孩子建造的石楼梯，经过积有面包渣儿的喷水的花岗岩石缸以及大门敞开的体育馆里单杠下正在发抖的男孩。妈妈手里一直还捏着那张纸条。出了佩斯塔洛齐学校的大门，我把她手里的纸条拿过来，把课程表团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小纸球。
摄影师站在门口的柱子中间，等候拿纸口袋的一年级学生和母亲们出来。奥斯卡答应让他给自己和那只经过一场混战却未曾丢失的纸口袋照一张相。摄影师让奥斯卡站到一块黑板前，把它当做背景；黑板上写着：我入学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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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普庭与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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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才，我给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护理员布鲁诺——他只是用一半的注意力听着——讲奥斯卡第一次同课程表打交道的故事。我谈到：摄影师给身背书包、手执纸袋的六岁孩子拍摄明信片大小的照片，而历来当做背景用的黑板上写的是：我入学第一天。
不言而喻，这个句子只有母亲们读得懂，她们站在摄影师背后，比自己的孩子更加激动。站在写着这个短句子的黑板前面的孩子，要到一年以后，或者在翌年复活节过后一年级新生入学那天，或者从留给他们自己的照片上，才能认出这些字的意思，才明白原来那些像画片一样美的照相，是他们入学第一天拍摄的。
这句铭文标志着生活里新阶段的开始，它是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那种聚特林字体①，带棱带角、恶狠狠地爬行着，凡是圆笔道都写错了，鼓鼓囊囊的。事实上，聚特林字体正是用来写引人注目、简明扼要的话，如日常标语之类。还有一些文件证书，我虽然不曾见过，但是据我猜想，也是用聚特林字体写的。我想到的有牛痘卡、体育证书和手书的死刑判决书。聚特林字体我不会念，却能凭直观去猜想。黑板上那句话开头的字母m，我当时就觉得它像一个双套结，散发着麻绳味儿，不怀好意地提醒我注意绞刑架。我倒是愿意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念，而不这样去胡乱猜测。请不要以为我已经学会了字母，所以一见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就以高屋建瓴之势大造其反，击鼓抗议，唱碎玻璃。不，不是的，我深知自己只凭直观去猜测聚特林字体是远远不够的，我缺乏学校里最基础的知识。遗憾的是，奥斯卡不喜欢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灌输知识的那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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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聚特林字体，由路德维希·聚特林（1865～1917）设计的一种圆体字，后成为标准德文字体，1915年至1945年，德国小学教这种字体。
因此，当我离开佩斯塔洛齐学校时，我并没有打定主意要让我的入学第一天变成我在校的末日。学校上不成了，我们回家去吧！我丝毫不存这类念头。在摄影师把我永远照进底版里去的当口，我就在想：你站在黑板前面，站在这一句或许有意义、可能预兆不祥的句子下面。你可以根据字形笔体来猜测，唤起许多联想，譬如单人囚禁、监护、看守长以及用一根绳子绞死所有的人等等，但是，你毕竟解释不出这个句子的意思。由于你对着半被浮云遮蔽的天空大喊大叫的愚昧无知，你就再也不可能踏进这所用课程表安排时间的学校了。奥斯卡呀！你上哪里，上哪里去学大写和小写字母呢？
对于我来说，有小写字母也就够了。但是，那些自称为成年人的大人的生存虽说不能一眼望尽，但也不能想象为无边无涯，这个事实使我推断出，有小写字母，也就有大写字母。他们不倦地用大字本和小字本的《教义问答手册》，用大字和小字的一乘一来证明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存在的理由，甚至国宾来访，也要根据佩戴勋章的外交使节和达官贵人到场的人数来选定大小车站。
在以后的几个月内，马策拉特和妈妈都不再为我受教育的问题操心。他们已经试过一次，我妈妈费了不少周折，最后丢脸出丑，不再想尝第二次滋味。他们也学表舅扬的样子，每当低头瞧我时，就连声叹气，搬出我三岁生日那桩旧事来：“没关活板门！是你没关上的，没错！是你在厨房里，在这之前，你下了一次地窖，没错！是你去拿什锦水果罐头准备饭后小吃的，没错！是你让地窖的活板门开着的，没错！”
妈妈对马策拉特的指责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关于这一点，上文已有交待。但是，他承担了责任，有时还要哭几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心肠也会软下来的。接着，妈妈和扬·布朗斯基就安慰他，说我，奥斯卡，是他们必须背负的十字架①，是不能改变的命运，是不明原因但是必须经受的考验。
……………………
①意为忍受磨难。
因此，我不指望这几个受着严重考验、命里注定要背负十字架的人能给我什么帮助。我的表舅妈黑德维希·布朗斯基虽然经常来，带着我以及她两岁的女儿玛尔加一同到斯特芬公园去玩沙箱，可她也当不了我的教师。她脾气很好，但是笨头笨脑。霍拉茨博士的护士英格，头脑不笨，脾气可不好，我也不能指望她，因为她聪明，她可不是一般的值班护士，而是没人能顶替的助手，所以，她不可能为我腾出时间来。
五层楼公寓的楼梯有一百多级，白天，我要上下几次，敲着鼓，一级一级地询问有什么办法可想，闻一闻，十九家房客中午吃什么。不过，谁家的门我都不去敲，因为无论是老海兰德、钟表匠劳布沙德、肥胖的卡特太太，还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尽管我很喜欢她——都不可能成为我未来的教师。
屋顶室住着音乐师和小号手迈恩。迈恩先生养着四只猫，并且老是酗酒。他在“青格勒屋顶花园”伴舞，圣诞夜他同另外五名醉鬼在积雪的街道上四处溜达，高唱众赞曲同严寒搏斗。有一次，我在屋顶室碰上他。他穿着黑裤子，白衬衣，仰面躺着，没穿鞋的脚在拨弄一只喝空了的杜松子酒瓶，吹着小号，美妙至极。他没有放下他的铜管乐器，只是转动眼珠，向站在他身边的我溜了一限。他承认我是可以给他击鼓伴奏的人。他的乐器对于他不如我的铁皮鼓对于我这么珍贵。我们的二重奏把他的四只猫都赶到屋顶上去了，并且使瓦片也轻微地震动起来。
我们奏完音乐，放下乐器，我就从套头毛线衫下面掏出一张过期的《最新消息报》来，打开后，蹲在小号手迈恩身边，把这份读物递到他面前，请他教我认大写和小写字母。
但是，迈恩先生一放下小号便昏昏睡去。只有三件东西是他的精神寄托：杜松子酒、小号和睡眠。虽然我们经常——确切地说，在他进党卫军骑兵乐队当乐师并从此戒了几年酒之前——事先不用练习就在屋顶室给烟囱、瓦片、鸽子和猫演二重奏，但是他始终成不了我的教师。
我也试着找过蔬菜商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