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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前有时害怕黑厨娘，现在我越来越怕她。我让她出场，身影巨大，黑如煤炭，可憎可怕，在洋葱地窖里暴跳如雷，我于是达到了老板施穆用洋葱达到的效果：女士们先生们，像孩子似的哭出了圆滚滚的泪水，害怕至极，颤抖着求我怜悯。我于是又敲鼓，借以安慰他们，帮他们穿上内衣、外衣，丝绸的、天鹅绒的：《绿绿绿，我的衣裳全都绿》，《红红红，我的衣裳全都红》，《蓝蓝蓝……》，《黄黄黄……》。我敲出了各种颜色和中间色调，直到我面前的社交人士又文雅地穿戴整齐，随后让幼儿园搬迁，领他们穿过洋葱地窖，仿佛这里是耶施肯山谷路，仿佛正在登上埃尔布斯山，绕着古滕贝格纪念碑走去，仿佛这里盛开着真正的雏菊，他们，女士们先生们，像孩子一样高兴地去采摘。我允许他们，所有在场的人，包括老板施穆，为在玩耍中度过的幼儿园的下午留下一件纪念品。当我们快到黑暗的魔鬼峡谷，打算去采山毛榉果实时，我在鼓上说：孩子们，你们现在可以去小便了。于是，他们满足了孩子的小小需要，尿了，所有的人，女士们和先生们，老板施穆，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朔勒，甚至坐在远处的管盥洗间的女工，全都尿了，嘘嘘嘘地尿了，尿湿了裤子，一边蹲下来，听着。好一支儿童管弦乐队！他们演奏时，奥斯卡只是马马虎虎地敲敲边鼓。他们的乐声一止，我一阵急擂，过渡到无拘无束的快活气氛中去，奏出一段淘气的曲子：
玻璃，玻璃，小酒杯，
没啤酒，有白糖，
霍勒太太打开窗，
弹钢琴，叮咚当……
我带领那些欢呼着、吃吃笑着、用孩子的笨嘴咿咿呀呀不停地说着的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到了衣帽间。惊愕万状的大胡子大学生帮施穆的客人们穿上大衣。接着，我为女士们先生们敲了一支他们喜爱的小曲《谁愿见到勤快的洗衣妇》，送他们走上水泥台阶，从穿羊皮大衣的门房身边走过，到了街上。一九五○年春之夜，清新，没有星星，童话一般，好像是预先定做的。我让女士们先生们解散，可他们还在旧城像小孩子似的胡闹了好一阵子，忘了回家的路。末了，警察帮他们恢复了本来的年纪、体面与尊严以及对自己家电话号码的记忆。
我，奥斯卡，则留在洋葱地窖里，吃吃地笑，抚弄铁皮。施穆一直在那里鼓掌，叉开两腿，湿了裤裆，站在鸡棚梯子旁。看样子，在考尔阿姨的幼儿园里他感到很高兴，同成年人施穆在莱茵草地上打麻雀时一样高兴。
。。
在大洋壁垒或地堡不能同水泥分家
。网
我这样做，本想帮洋葱地窖老板施穆的忙。可是，他却不能原谅我的铁皮鼓独奏表演，因为我的表演把他的肯出高价的客人变成了牙牙学语、无忧无虑、兴高采烈、尿湿裤子因而也是哭哭啼啼——不用洋葱便哭哭啼啼的孩子。
奥斯卡设法理解他。莫非他害怕我的竞争了不成？因为越来越多的客人把传统的催泪洋葱推到一边，呼唤奥斯卡，呼唤他的铁皮，呼唤我，因为我能够在我的铁皮鼓上用咒语显现任何一位客人——不论他有多大年纪——的童年。
到那时为止，施穆仅限于无限期解雇管盥洗间的女工。现在，他把我们——他的音乐师也解雇了，请来一位站立小提琴手①，如果不苛求的话，可以凑合把他当做吉普赛人看待。
……………………
①站立小提琴手，一般指娱乐性轻音乐乐队的首席小提琴师，站着演奏，同时指挥乐队。有时也指站着演奏的小提琴手。
可是，我们被赶走之后，许多客人，包括最大方的客人，威胁说要同洋葱地窖一刀两断。没过几个星期，施穆只好妥协。那个站立提琴手每周来三次，我们也每周演奏三次，但报酬提高，每晚二十马克。此外，我们到手的小费越来越多，奥斯卡便在银行开了一个帐户，为能吃利息而高兴。
好景不长，这本储蓄存折不久就成了处于困境中的我的帮手，因为死神驾到，夺走了我们的老板费迪南·施穆，夺走了我们的工作和报酬。
前面我已经讲过，施穆打麻雀。有时候，他带我们一起去，乘他的梅赛德斯牌轿车，让我们观看他打麻雀。尽管为了我的鼓有时会争吵，站在我一边的克勒普和朔勒也因此会受罪，不过，施穆同他的音乐师之间的关系还是友好的，直到如上所述，死神降临。
我们上车。施穆的妻子像过去那样坐在驾驶座上。克勒普坐在她身边。施穆坐在奥斯卡和朔勒中间。他把小口径步枪放在腿上，有时还抚弄几下。我们一直驱车到离凯泽斯韦尔特不远处。莱茵河两岸树木林立。施穆的妻子留在汽车里，打开一张报纸。克勒普事先买了葡萄干，隔一定的间歇吃一口。朔勒当吉他手之前，在大学里念过某一系科，会背几首写莱茵河的诗。莱茵河也显示出最富诗意的一面，除了载着普通的驳船外，尽管按照日历时值夏季，却载着摇曳的秋叶朝杜伊斯堡流去。如果施穆的小口径步枪也缄默无语的话，那么，在凯泽斯韦尔特附近的午后真可以称之为宁静的午后了。
克勒普吃完葡萄于，用青草擦手指头。这时，施穆也打完了。他给报纸上排列着的十一个冷却了的羽毛团添上第十二只，如他所说，还在抽搐的麻雀。这位射手已经包好了他的猎获物——因为施穆每次都把他射到的东西带回家去，原因不详。这时，一只麻雀落到我们近处被河水冲来的树根上，那么引人注目，它的颜色又是那么灰，这样标准的麻雀标本使施穆难以抗拒，一个下午最多只打十二只麻雀的他射中了第十三只。施穆真不该干这件事！
他把这第十三只同那十二只放到一起，我们便往回走，找到了正在黑色梅赛德斯里睡觉的施穆太太。施穆先上车，坐在前座，克勒普和朔勒后上车，坐在后座。我本该上车的，但我没有上去，而是说，我还想散散步，自己乘电车回去，不必再管我。于是，他们便乘车朝杜塞尔多夫而去。车上没有奥斯卡，他出于谨慎，没有上去。
我慢慢地随后走去。我不需要走多远。由于在修公路，开了一条绕行道。绕行道经过一个采砂砾场。在一面路镜下方约七米深处的采砂砾场里，轮子朝天横着一辆黑色梅赛德斯。采砂砾场的工人已经把三个受伤者和施穆的尸体从水里拖了出来。事故急救车已在途中。我爬下坑去，不一会儿，鞋里满是砂砾，慰问了一下受伤者。他们尽管疼痛，仍问这问那，但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施穆已经死了。他惊讶地呆望着被乌云遮蔽了四分之三的天空。包有午后猎获物的报纸被抛出车外。我数了数，只有十二只麻雀，却找不到第十三只，事故急救车开进采砂砾场时，我还在寻找。
施穆的妻子、克勒普和朔勒只受了轻伤：几处青肿，折断几根肋骨。我后来到医院去探望克勒普，询问出事故的原因，他告诉我一则令人惊异的故事：他们的车子在有车辙的绕行道上徐缓地驶过采砂砾场时，突然来了一百只——如果不说数以百计的话——麻雀，从树篱、灌木丛、果树间黑压压地飞来，遮住了梅赛德斯，撞在挡风玻璃上，吓坏了施穆的妻子。单凭麻雀的力量造成了事故和施穆的死亡。信不信克勒普的说法，悉听尊便。奥斯卡反正持怀疑态度。在城南公墓安葬施穆那天，他甚至不再像数年前他还在当石匠和刻字匠时那样去数墓碑间的麻雀了。我头戴借来的大礼帽，杂在送葬队伍中，跟在棺材后面。在九区，我看见了石匠科涅夫，他正在同一个我不认识的助手为一座双穴墓立辉绿石碑。盛老板施穆的棺材在科涅夫旁边经过并向新辟的十区抬去时，他没有认出我来，可能是由于我头戴礼帽的缘故。他搓搓后颈，让人推断出，他的疖子不是熟了就是熟透了。
又是葬礼！我已经领读者诸君去过那么多的公墓了，这有什么法子呢？我在什么地方还讲过：葬礼总使人回忆起另一些葬礼，因此，关于施穆的葬礼以及奥斯卡在葬礼进行时的回忆，我就不再报道了。好在施穆是正常地去到地底下，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但我不想不告诉诸君，葬礼结束后——由于死者的寡妇住院，所以大家可以不受拘束——有一位先生跟我搭话，他自称丢施博士。
丢施博士负责一家音乐会经办处。但音乐会经办处非他所设。此外，丢施博士自我介绍说，他是洋葱地窖以前的客人。我从未注意到他。而当我把施穆的客人变成口齿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