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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快地站起来，瞧着我，不明白我的意思。
“他不会回来了！”我又说一遍，心跳得厉害。“他不会回 来，是因为他并没有离开彼得堡。他住在彼卡尔斯基家里。”
她明白了，也相信了我的话，这是我从她脸色突然惨白，蓦地带着恐惧和恳求的神情把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的样子看出来的。刹那间，她近来的遭际闪过她的脑海，她寻思一阵，就大彻大悟地看清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不过这时候，她想起我是个听差，是个下等人。……一个流浪汉，头发蓬乱，由于发烧或者也许由于酗酒而脸孔发红，穿一件粗俗的大衣，竟然来粗鲁地干预她的私生活，这使她感到屈辱。她对我厉声说道：“我没有问您这些事。请走开。”
“哎，请您相信我的话吧！”我热烈地说着，向她伸出手去。“我不是听差，我跟您一样的自由！”
我道出我的姓名，说明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这儿来当差，我讲得很快，免得她打断我的话或者走回她的房间去。这个新发现比头一个还要使她震动。她本来还抱着一线希望，以为听差在说谎，或者弄错了，或者说的是蠢话，现在经我一 说穿我的身世，她就再也不存半点怀疑了。从她那对眼睛的悲哀神情，从她那忽然苍老、失去柔和色彩因而变得难看的脸色，我看出她难过得不得了，我说下去不会有什么好处，可是我仍旧热中地讲下去：“什么枢密官啦，视察工作啦，都是胡诌出来骗您的。一 月里那次也跟现在一样，他哪儿都没去，而是住在彼卡尔斯基家里，我每天都跟他见面，参加了骗局。他讨厌您，痛恨您住在这儿，嘲笑您。……要是您能听见他和他的朋友们在这儿怎样嘲笑您和您的爱情，那您在这儿就会一分钟也待不下去！您逃出这儿！逃出去吧！”
“哦，那有什么关系？”她用颤抖的声音说，举起一只手来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哦，那有什么关系？让他们去说好了。”
她眼睛里含满泪水，嘴唇发抖，脸色煞白，现出怒容。她觉得奥尔洛夫浅薄的欺骗行径又可鄙又可笑。她微笑着，而我却不喜欢这种笑容。
“哦，那有什么关系？”她重复说一遍，又举起手来抚摸了一下头发。“随他去好了。他以为我会委屈得活活气死，可是我倒……觉得可笑。他不应该躲起来。”她从钢琴那儿走开，耸耸肩膀说：“真不应该。……与其躲开，跑到别人家里去住，还不如说穿了简单些。我是长着眼睛的，我自己早就看出来了，……我不过在等他回来索性把事情说穿罢了。”
随后，她在桌子旁边一张圈椅上坐下，头抵着长沙发的扶手，哀哀地哭起来。客厅里大烛台上只点着一支蜡烛，她坐着的那把圈椅四周黑沉沉的，可是我看见她的头和肩膀在颤抖，她那本来梳好的头发散开来，披在脖子、脸和胳膊上。
……她的哭声轻而平匀，不是歇斯底里般地叫喊，从这种普通的女人的哭声中可以听出，她受到了侮辱，她的自尊心遭到打击，她气忿，她明知无可挽回却又不甘心，因而苦闷绝望。她的哭声在我激动而痛苦的灵魂里引起了反响。我已经忘掉我的病，忘掉人间万物，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心神不定地喃喃道：“这算是什么样的生活呀？……啊，谁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不能！这是疯狂，是犯罪，这不是生活呀！”
“多么侮辱人！”她哭着说。“明明他嫌弃我，觉得我可笑，……却又跟我在一起生活，对我微笑。……啊，多么侮辱人！”
她略微抬起头来，她那对泪眼隔着被泪水沾湿的头发瞧着我；然后她撩开那些妨碍她看我的头发，问道：“他们都笑我？”
“在那些人看来，不管您也好，您的爱情也好，您读过很多的屠格涅夫作品也好，都是可笑的。假如我们两人此刻都绝望得死掉，他们也会觉得可笑。他们会编一个可笑的故事，在为您举行安魂祭的时候讲出来。不过何必去讲他们呢？”我不耐烦地说。“必须逃离这儿才是。我连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她又哭起来，我就走到钢琴前面坐下来。
“我们在等什么呢？”我无精打采地问道。“已经两点多钟了。”
“我什么也不等，”她说。“我完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还是让我们一块儿想一想该怎么办的好。不论是您和我，都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您离开这儿打算到哪儿去？”
前厅里忽然响起门铃声。我的心发紧了。莫非奥尔洛夫回来了？库库希金到他那儿去告了我的状吧？我跟他见面该说些什么好？我走去开门。原来是波丽雅回来了。她走进来，在前厅里抖掉她斗篷上的雪，一句话也没对我说就回到她的屋里去了。等我回到客厅，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正站在房间中央，脸色白得跟死人一样，睁大眼睛直视着我。
“是谁来了？”她小声问道。
“波丽雅，”我回答说。
她举起手来抚摸了一下头发，疲乏地闭上眼睛。
“我马上就走，”她说。“劳驾，把我送到彼得堡城郊去。
现在几点钟了？“
“两点三刻。”
。。
《匿名的故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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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过了一忽儿，我们走出了这所房子。街上漆黑，没有行人。天下着湿雪，潮湿的风抽打着我们的脸。我记得那是三 月初，正交解冻的时令，街上已经有好几天不见雪橇而换成马车了。后门的楼梯啦，寒冷啦，夜间的昏暗啦，那个放我们走出大门以前盘问过我们的穿皮袄的门房啦，这些东西留下的印象弄得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垂头丧气，一点精神也没有了。我们坐上一辆马车，支起车篷以后，她周身发抖，急忙对我说，她多么感激我。
“我不怀疑您的好意，不过想到您为我费心，我还是过意不去，……”她喃喃地说。“哦，我明白了，明白了。……今天格鲁津来，我已经觉得他在说谎，有件事瞒着我。嗯，那有什么关系？随他去吧。不过让您这样操心，我还是过意不去。”
她还感到疑惑。为了彻底消除她的怀疑，我就吩咐车夫赶车到谢尔吉耶夫街去。马车在彼卡尔斯基的门前停住，我下了马车，去拉门铃。等到看门人走出来，我为了让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听见，就大声问盖奥尔季·伊凡内奇在不在家。
“在家，”他回答说。“他回来半个钟头了。大概他睡了。
你有什么事？“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忍不住从马车里探出头来。
“盖奥尔季·伊凡诺维奇在这儿住很久了吗？”她问。
“两个多星期了。”
“他一直没有到外地去过？”
“没有，”看门人回答说，惊讶地看着我。
“明天一早告诉他，”我说，“就说他妹妹从华沙来找他了。
再见。“
然后我们又坐上马车往前走。马车上没有车帘，大片的雪飘落在我们身上。风，特别是从涅瓦河上吹来的风，寒冷刺骨。我渐渐觉得，我们好象已经坐了很久的马车，痛苦了很久，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颤抖的呼吸声我也听了很久似的。我仿佛睡着了，在半昏迷的状态中偶尔回顾一下我的古怪而杂乱的一生，不知什么缘故，想起了我小时候看过两次的情节剧《巴黎的乞丐》。当我为了摆脱这种半昏迷的状态，从车篷里探出头去，看见曙光的时候，所有那些过去的形象，所有那些模糊的思想，不知怎么一来，突然在我脑子里融合成一个鲜明坚定的思想：我和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已经无可挽回地完蛋了。这是一个信念，好象寒冷的蓝天包藏着这个预言似的；可是过了一忽儿，我却又想到别的事情，相信别的了。
“我现在成了什么啦？”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说，她的喉咙由于天气寒冷和潮湿而变得嗄哑。“我该到哪儿去，我该怎么办呢？格鲁津说：到修道院去。啊，我倒愿意去！我愿意换掉我的衣服、我的模样、我的名字、我的思想，……我愿意换掉一切，一切，永远隐遁起来。可是人家不会允许我进修道院的。我怀孕了。”
“明天我跟您一块儿出国去，”我说。
“这办不到。我丈夫不会给我护照。”
“没有护照我也可以送您去。”
马车停在一幢涂了深色油漆的两层楼木头房子前面。我去拉门铃。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从我手里接过一个不大的、很轻的柳条筐，这是我们带出来的唯一的行李，她苦笑着说：“这算是我的bijoux①了。……”可是她那么衰弱，拿不动这个bijoux。我们等了很久，没有人来开门。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