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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你对歌厅酒吧赌场情场的生活非常熟悉，你就会写出十分逼真的歌厅酒吧赌场情场的环境和氛围；对男男女女的事情情有独钟，你就会写出十分真实的男女之间的体验和感受；你要是常年生活在一个极其孤独的小天地里，那你就不可能写出轰轰烈烈，情绪饱满，黄钟大吕似的史诗般的时代文学；而如果你要是时时关注着社会的变迁和老百姓的生活，那你同样不可能一直只写那些无病呻吟、故弄玄虚的消闲和游戏之作。对一个作家来说，生活本身、题材本身并不决定作品的优劣，决定作品优劣的东西应该是对生活的态度和对文学的理解。
我们总是埋怨读者的水平太低，埋怨读者的不成熟，埋怨知音难觅，以至想把自己的作品留到下个世纪供人们去研究。下笔之前，我们总是想着应该如何更新，如何突破，如何超越，如何让专家们耳目一新，如何让同事们心服口服，如何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解构，颠覆，破坏，摧毁……文本是游戏，语言是牢笼，终极无意义，阅读即误读……甚至反意义，反解释，反形式，反体裁，反美学……我们注视的是这些，研究的是这些，攀比的也是这些。这种既有的观念已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成为我们的下意识，时时刻刻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和写作。面对着自己以往的作品和想往，连我自己也感到说不出的震惊。为什么生活在千千万万精神和物质世界尚还贫乏的老百姓之间，却会渐渐地对他们视而不见？为什么与这块土地血肉相连的自己，会把自己的眼光时时盯在别处？什么时候自己对老百姓的呼求和评判竟会变得如此冷漠而又麻木不仁？又是在什么时候自己对自己以往的责任、理想和忧患意识放弃得如此彻底而又不屑一顾？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又是什么促使自己变成了这样？与此相反，我们却似乎很少去想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有数以千万计的文盲，还有数以亿计的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半文盲，还有近十亿的农民和工人。我们似乎很少有人这样去想去做：我这一部作品就是要写给最普通最底层的老百姓看，写给这近十亿的农民和工人看。面对着市场和金钱的诱惑，我们的承受能力竟也显得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或者只盯着大款的钱包；或者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和职责；或者把世界看得如此虚无和破碎；或者除了无尽的愤懑和浮躁外，只把写作作为一场文字游戏……写作如果变成这样的一种倾向，那么老百姓的生活也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处处都有生活，处处都有素材，处处都能产生语言游戏的欢欣和情欲，时代和生活也就没了任何意义。于是我们的作品高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读者群也越来越小。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却又拿出“边缘化”、“多极化”的理论，以印证文学的倍受冷落和读者群的减少势在必然。面对着人们的呼吁、批评和不满，我们却还面不改色，振振有词地在大庭广众面前讨论着文学作品究竟应该不应该有理想、责任、良知、正义和崇高。面对着国家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改革和变迁，无动于衷，冷静得出奇的一些作家们却仍然高高在上地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依然故我地做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文学梦。或者一览众山小地显示着自己的清高，或者把自己贬为微不足道的码字匠。也许这才是文学跌入底谷元以自拔的最致命的原因。
我们的时代需要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但我们的时代决不需要那些充满钢锈和私欲的伪文字和伪文学。作家不是救世主，但作家绝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不关注时代和现实、没有理想和责任的作家，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但绝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简单得再不能简单的道理：文学不关注人民，人民又如何会热爱文学？
在创作《抉择》这部作品前，我曾在省内外采访过数十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和私营企业。一个极为令人深思的现象，使我从另一面对文学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越是那些厂长、经理、老板、大款、董事长以及那些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工、总工和领导干部，越是不看文学，他们甚至连电视剧也不看。他们没有时间。太忙，太累，应酬太多。在作家们眼里几乎是不入流的文艺作品：流行歌曲，他们却非常熟悉。老歌新歌最时髦的歌他们几乎都能唱，而且唱得非常到位。与此相反，偏是那些最基层最普通的工人，对文学艺术却接触得最多、最广。电影、电视、戏剧、小说、散文，最真诚最忠实的观众和读者群仍然是他们！在广大的农村，这种现象更为普遍。让一些作家最为鄙视最看不上眼的作品，如像《包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农民们依然一字一句看得津津有味。甚至给他们孩子的启蒙读物也依然是这些作品。对我们当代文学来说，这岂不是一个天大的悲剧和莫大的讽刺？我们以为最不会流传的作品仍然在广泛流传，而我们觉得最应该流传的，却几乎以每三年、五年一茬的淘汰率被淘汰掉……
还用再问一句为什么吗？
更新观念和技巧，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一步到位地更新我们的基础；超越自我和文本，也不是说就可以不管不顾地随意超越我们的时代。我绝不相信一部连本国人民也不认可的作品，会堂而皇之地走向世界；我绝不相信一个作家的作品在生前没有任何影响，在身后却会成为久盛不衰的经典；我也绝不相信在当代没有读者的作品，会在将来拥有大批的研究者和崇拜者……退一步说，即使有这种情况，那也绝不是我的追求和愿望。
《抉择》这部作品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去年我和几位同仁在采访国有大中型企业时，根本没有想到工人们对我们的采访反应会那样强烈。这同那些似乎早已被采访腻了的厂长经理们根本不同，工人们一听说我们要采访他们，而且是要他们实话实说，情绪激动的他们竟然蜂拥而至，需要采访什么，他们就会满足你什么。他们说了，这么多年，已经很少有人来采访他们工人了。有时候来些采访的人，大都是想在企业里弄点钱的，或者是那种属于广告性质的象征性的采访。找几个厂长经理信任而又能说会道的，坐在一起把厂里领导的光辉业绩夸上一通，把厂里的美好前景毫不负责地宣扬一通，然后再照照相，吃吃饭，于是皆大欢喜，拍拍屁股走人。从来也没有人真正问过我们工人究竟需要什么，究竟在想什么。好多人一遍一遍地问着我们，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写写我们工人呢？那么多的编剧，导演，作家，艺术家，为什么就只把眼睛盯在那些厂长经理和大款们身上？我们工人不是国家的主人吗，不是国家依靠的对象吗？为什么你们会把我们给忘记了抛弃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写一些反映我们工人让我们工人看的作品？
惭愧和内疚之余，我无以应对。
我能说我对你们的生活不熟悉不了解吗？不熟悉，不了解，那就到我们这儿多走走，多看看不就熟悉了解了吗？那些给厂长经理领导干部树碑立传的作品，难道那些作者们对他们就很熟悉很了解吗？听说你们作家有不少人都在深入生活，有的还下去挂职锻炼，那为什么就不能到我们这儿来深入，到我们这儿来挂职？莫非你们这些作家们也一样是嫌贫爱富，只拣有钱有权的肥窝富窝跑吗？
我真的无言以答。
1995年跟随北影的导演和编剧一块儿去平遥采访时，我们在一个偏远山区老农的炕头上发现了一本已经发黑发卷，残破不全的《天网》。这位老农让我在书上签名时，我几乎找不到一个能落笔的地方。我想象不出这本书有多少人传看过，我也实在不知道应该在这样的书上写些什么。末了，我只写了一句话：谢谢您，老大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深情厚意！我当时的感觉非常真诚，这也是我当时唯一的感觉。真的，我打心底里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想我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努力都将没有任何意义。
我以前说过，我现在还要再说一遍，我只盯着现实，现实比一切都更有说服力。如果别人卖的是人参，那我就心甘情愿地卖我的胡萝卜。只要能对我们现实社会的民主、自由，对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对全体人民生活的幸福、提高，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积极有意义的影响，即便是在三年五年十年以后我的作品就没人再读了，那我也一样心甘情愿，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