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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节奏与时钟的节奏一样有规律，冷冰冰的嘀嗒之声从来不会被喜庆佳节所打断——单调、有秩序和可靠。任何第一次访问日内瓦的人走在街上，一定会相信这城市在国丧期中。居民是那样的冷淡和悲哀、那样的沉默寡欢；精神气氛是那样的难以忍受。教规令人吃惊地维持着。但加尔文强加于日内瓦的这一不宽容的节制，是以丧失所有神圣的活力为代价的。除非有充分的、无拘束的自由，那活力才能生气勃勃。虽然如此，加尔文还是创造了许多虔诚的公民、认真的神学家和卓越的学者，他们使城市名传千古。但是，另一方面甚至在加尔文死后两个世纪，这罗讷河畔的城市，依然没有世界弛名的画家、没有音乐家、没有艺术家。为平凡捐弃了非凡；为彻底驯服的屈从捐弃了创造性的自由。直到很久以后，一个艺术家在日内瓦诞生了，他的全部生命都献身于反抗对个性的束缚。只有借助于他，借助于这位让·雅克。卢梭，借助于日内瓦公民们充分的独立性，日内瓦才能够从加尔文强加于它的囚服中解放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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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卡斯特利奥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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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卡斯特利奥出场
一个独裁者受人敬畏，但未必受人爱戴。那些提出恐怖统治的人很可能完全不认为恐怖是正当的。毫无疑问，在加尔文刚回到日内瓦时，自由市民和地方当局都对其十分钦佩。看来他感动了各方面的人士。因为只有一个宗派，而且是唯一至高无上的，所有的人只好被迫让那独裁者坚决地推向他的目标。把他召回来统治自己的大多数人，被统一陶醉得晕头转向。很快，一个比较严肃的气氛开始了。把加尔文召回以恢复秩序的人们由于抱有希望而在私底下受到鼓舞，他们以为一旦这一凶恶的独裁者完成了他所希望的事情，由于他对道德的热忱，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得不那么残酷。然而事实正相反。“教规”一天比一天严格。加尔文完全不放松控制，完全不说一句话感谢他的居民放弃个人自由和快乐，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使他们深感失望的是：加尔文宣称要在绞刑台上绞死一千七百或一千八百个日内瓦青年，在这之后，道德和教规才能在这腐败的城市里建立起来。日内瓦人终于认识到：他们不是如所希望的召来一个能在思想上恢复生机的人，而是让一个将镣铐加在他们自由之上的人回城，他越来越残酷地实行高压措施。到最后，他甚至同他最忠心的追随者也疏远开来。
对加尔文的不满在几个月之内重新抬头。他自吹自擂的、梦寐求之的“教规”似乎比现实更有诱惑力。魅力和浪漫色彩消褪了。那些昨天还对之欢呼的人现在开始抱怨了。但是，动摇一个独裁者的威望需要有显而易见和易于懂得的理由。加尔文很快就提供了这一理由。日内瓦人开始怀疑宗教法庭的一贯正确是在大瘟疫期间（在一五四二年到一五四五年大瘟疫使此城陷于荒芜）。正是那些传教士们，大声宣称并极力主张受到疾病折磨的病人在三天之内一定要请到一个牧师在侧。当时，有一个牧师传染到了疾病。于是传教士们就撒手不管，让传染病院里的病人未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便死去。市行政当局白费力气试图至少找到一个愿意“访问和安慰在瘟疫医院里不幸病人”的宗教法庭成员。但除卡斯特利奥外没人愿意去。卡斯特利奥是一个经学院的院长，由于不是宗教法庭成员而未受委托与病人作伴。但加尔文却示意他的同事们宣称，加尔文是“需要的”，公开主张他“不能为了帮助局部而削弱整个教会”。其他传教士虽然没担负加尔文那样重要的使命，也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开危险。市行政会徒然地向这些胆怯的牧师们求助。当时对传教士们有一个直率的批评：“他们宁愿吊死也不去传染病院。”一五四三年六月五日，所有日内瓦宗教改革的传教士们，由加尔文领头，出席了市行政会的一次会议。他们无耻地招认，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勇气进入传染病院，虽然他们知道凶日也好，吉日也好，传染病院才是他们为上帝和教会服务的合适场所。
现在没有比领袖们表现出个人勇气更激动民众的了。在马赛、在维也纳和许多其他城市里，在过了几个世纪之后，人们仍深深地追念那些在瘟疫流行期间尽了责任的英勇的教士。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领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的英雄主义，更不会忘记那决定性时刻的卑怯。日内瓦人藐视并嘲笑那些教士们——从布道台上他们习惯要求众多信徒作出最大的牺牲，但现在他们自己既不准备又全然不愿意作任何牺牲。一次徒劳的减轻公众不满的尝试随后发生，上演了一幕可耻的活剧。市行政会下令逮捕了几个赤贫的人，拷打直到他们承认用魔鬼的粪便制成油膏涂抹在门闩上而把瘟疫带进了城市。加尔文非但不轻蔑地驳斥这一鬼话，而且表现了十足的顽固性，他衷心支持这一中世纪的骗局。他甚至于得更绝，公开宣称“瘟疫传播者”干尽了坏事。他在布道台上说，一个无神论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魔鬼从床上拖出来投入罗讷河。加尔文注意到他的众多信徒甚至不想掩饰他们的讪笑，在他的经历里，这是第一次得忍受这样的羞辱。
无论如何，对加尔文一贯正确的信念（这一信念是每个独裁者维护权力的必需的哲学组成部分），在瘟疫流行期间已基本上消失了。他回日内瓦时所受到的由衷欢迎，也已消失了。一种对抗精神在扩大了的圈子里蔓延。但是加尔文幸运的是，圈子扩大了，但仇恨没有集中起来。集中的往往是独裁统治的暂时优势，它足以保证独裁者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其积极的支持者们成为少数之后。这些支持者好斗的意志，表明他们本身是一个有组织的统一体。与此相对照，来自各方面，被不同动机激励着的意志，则很少成为一个集中的有效力量。不管怎么样，很多人只是受到了内在的对独裁统治反叛精神的激励，他们有仇恨，但并不参加一个统一的运动，实行一个共同的计划，他们的造反是无用的。因此，从对独裁者权威第一次挑战的那时起，到他最后被推翻，通常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加尔文、他的宗教法庭、他的传教士，以及组成他支持者的大部分流亡者，代表着一个集团，一个有约束的意志，一般集中的和指导明确的力量。而敌手方面，则可能无计划地从一切圈子和阶级吸收人员。他们有些曾经是夭主教徒，现在依然秘密地墨守旧教；有些是旅店关门后被赶出来的酒鬼；有些是不许他们象往昔那样再抹脂涂粉的妇女。在另一方面，在对政权不满的人中间，有卓越的爱国家族的成员，他们被暴发户当权激怒。那些暴发户在日内瓦立足儿个月之后，竟然能够把最舒服和最能挣钱的位置弄到手。这样，反对派虽然在数量上较多（由最高贵和最卑贱的分子所组成），但只要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未能集结力量去追求一个理想。他们只能徒劳地抱怨，永远只是势能而不能变为动能。这是一群暴民，却要对抗一支部队；这是无组织的、心怀不满的乌合之众，却要对抗有组织的恐怖，所以无法取得进展。在开始的几年里，加尔文发现很容易控制那些分散的团体。他们从来没有有力地联合起来反对他，使加尔文得以对他们各个击破。
对于一个已经掌握权力的理论家来说，主要的危险来自一个提倡敌对理论的人物。加尔文，一个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