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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间卧室了；那么，为什么不再要一个孩子呢？”我们两人都不会承认我们想要一个女孩，可是我们当然想要，绝对想要，尽管我们在怀孕期间对外散布的宣言却是：生育三个男孩子将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当一副超音波扫描图终于使我们这一秘密的希望得到了确认的时候，詹妮将她的臂膀环绕在我的肩膀上，然后低声说道：“我真是太开心了，我能够给你带来一个小女孩了。”而我的开心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她。
并非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分享了我们的热情。他们大多数对于我们怀孕的消息都提出了相同的迟钝的问题：“你的意思是？”他们只是无法相信这第三次的怀孕并不是一场意外。如果这次怀孕确实不是一次意外，就像我们坚持声称的那样，那么他们便不得不对我们的这一决定表示质疑了。一位熟人的问话甚至惹得我恨不能将她给痛打一顿以作为惩罚，她的这句问话最好还是留给某个刚刚签字将她在世上的全部财产移交给圭亚那（南美洲东北的一个国家）的异教徒的人好了。她不客气地问道：“你们究竟是在想些什么？”
我们并不介意人们的不理解或者不认同。在1997年1月9日，詹妮给我送来了一份迟来的圣诞节礼物——一个脸颊粉红、七磅重的小女婴，我们给她取名科琳。我们的家庭只有在此刻才感觉到真正地完整了。如果说孕育克罗是一连串的压力以及焦虑的话，那么这一次的怀孕则是教科书上的完美范例，而且，在波卡拉顿的社区医院中的分娩体验，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顾客的满足得到迁就甚至纵容的全新水准：里面设有一间带有一个免费的、你想喝多少就可以领取多少的热牛奶咖啡饮料点的休闲室。波卡真是太好了！等到孩子终于降生的时候，由于我的身体里面已经饮下了过多的咖啡因，所以几乎无法让双手保持静止去剪断孩子的脐带了。
在科琳一周大的时候，詹妮第一次将她带到了室外。那一天空气清爽，景色优美，我和两个男孩在前院里种花。马利被拴在附近的一棵树上，他开心地躺在树荫下面，注视着外面的世界。詹妮坐在他身旁的草地上，装有熟睡的科琳的手提式摇篮放在她同马利之间的地上。几分钟之后，男孩子们向他们的妈妈挥动着手臂，让她过去瞧瞧他们的手艺。当科琳在马利身边的树荫下面打着盹的时候，帕特里克与克罗便领着詹妮和我绕着花坛走了一圈。我们在大灌木丛的后面漫步着，从这儿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科琳，而街上的路人却无法看到我们。当我们转身返回的时候，我停下了脚步，用手势示意詹妮透过灌木朝外看去。只见在街道上，一对路过的较为年长的夫妇突然停下了他们的脚步，正以一种备感疑惑的神情呆呆地看着我们的前院。起初我并不确定究竟是什么使得他们停了下来去凝视着我们的院子。然后，我突然想到了：从他们的有利位置来看，他们所能够看到的全部景象便是一个脆弱的新生儿单独与一只个头大大的黄色的狗待在一起，而且这只狗看上去独立地承担了照看婴儿的重任。
我们待在原地，没有出声，拼命压制着想要哈哈大笑的欲望。看上去像是埃及的斯芬克斯的马利，正前爪交叉地躺在树荫下面，仰着脑袋，满足地喘着气，每隔几秒钟便将他的口鼻凑过去嗅着婴儿的小脑袋。这对可怜的夫妇一定认为他们无意中发现了一宗疏忽孩子的严重罪行。毫无疑问，此刻孩子的父母肯定正在某个酒吧里面喝得烂醉，而把他们的婴儿单独留给了一只拉布拉多猎犬去照看，而这只猎犬正每分每秒地在看护这个婴儿。就仿佛他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诡计，马利将他的下巴搁在小婴儿的肚子上面，他的脑袋比她的整个身体都要大，然后，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似乎在说：“那两个不负责任的家伙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回家？”他看上去正在保护着她，或许他的确是如此，尽管我可以清楚地确定，他其实只是在嗅着她的尿布的味道罢了。
詹妮和我站在矮树丛里，相视而笑。一想到马利被他们误认为是一个婴儿照看者——狗看护——我们便忍不住地想笑。我很想继续在原地等待着，然后看一看这场戏将会如何发展下去。可是我又突然想到，这一出情节或许还会引发一通911报警电话。到时候虽然我们可以将科琳一把抱走藏进有顶过道里，可是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一切呢？（“好吧，我知道这件事情看上去有点儿不可思议，警官，可是，这只狗实际上具有令人吃惊的责任感……”）于是我们赶忙走出了矮树丛，向那对夫妇挥手示意，然后看着焦虑减缓的表情浮现在了他们的脸上——谢天谢地，这个小婴儿并没有被丢给狗去看管。
“你们一定很信任你们的狗。”那位妇人小心翼翼地说道，违心地隐藏了她心中真正的想法——狗是凶猛的、不可预知的，不应该让他如此靠近一个毫无防备能力的新生儿。
“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吃过一个孩子呢。”我调侃道。
在科琳出生之后的第二个月，我独自以一种最不吉利的方式庆祝了我的四十岁生日。四字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你告别不安宁的年轻时代然后拥抱可预知的舒适的中年的生命阶段。假如有某个生日值得大肆庆贺一番的话，那么就应该是四十岁的生日了，然而对于我却并不是如此。我们现在是育有三个孩子的担负着重大责任的父母；詹妮此刻又有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婴儿了。所以有更多的重要的事情需要让我们去为之担忧。我下班回到家里时，詹妮已经疲惫不堪了。在匆匆吃完了一顿残羹剩饭之后，詹妮给科琳喂奶，而我则给男孩子们洗了澡，然后再把他们哄上床睡觉。到了八点半的时候，三个孩子全部都已经睡着了，而我的妻子也累得睡着了。这时候，我打开一罐啤酒，坐在露天就餐处，凝视着游泳池里那熠熠闪光的蓝色的水面。而这时，马利总是会忠实地陪伴在我的身旁，当我搔着他的耳朵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也正处在生命中同样的转折点上。六年前，我们将他带到了我们的家中。在一只狗的年岁里，狗的六岁正相当于人的四十岁。不知不觉中，他也进入到了中年阶段，可是他的行为举止却仍然保持着一只小狗的状态。除了有一次患上了顽固的耳朵感染，要求杰伊医生不断予以干涉之外，他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衰老的迹象。我从来没有将马利看作是任何一种类型的行为榜样，可是，当坐在这儿喝着啤酒的时候，我意识到，或许他掌握了一种保持生命良好状态的秘密。永远不会慢下来，永远不会倒退，每一天都以青少年的活力、勇气、好奇心以及顽皮生活着。如果你认为你仍然是一只年轻的小狗，那么你或许就可以成为一只年轻的小狗，无论日历上是怎么说的。不存在一个糟糕的生命哲学，尽管我会经历被摧残的沙发以及洗衣间。
“好吧，伙计，”我说道，把我的啤酒瓶抵着他的脸颊，作为一种干杯的姿势，“今晚只有你和我。为了我们的四十岁了，为了我们的中年，为了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干杯！”然后，他也蜷缩起了身体，呼呼大睡了。
几天之后，当吉姆？托尔宾，我那位迫使马利改掉了他那跳到人们身上的坏毛病的老同事，出乎意料地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想第二天，即礼拜六的晚上出去喝上一杯的时侯，我仍然沉浸在孤独地度过生日所导致的低落情绪之中。就在我们搬到波卡拉顿的同时，吉姆离开了新闻事业，攻读起了法律学位，所以我们有好几个月都没有通过话了。“当然。”我说道，脑袋里却没有去想他邀我喝酒到底是为了什么。吉姆六点钟的时候开车过来接我，然后将我带到了一家英国酒吧，我们在那儿举杯痛饮，并且诉说着彼此生活中的快乐与悲伤。我们痛快地畅饮，直到酒吧的男招待叫喊道：“约翰？杰罗甘在吗？有电话找约翰？杰罗甘。”
是詹妮打来的，她的声音听上去很难过，似乎因为压力过大而崩溃了一般。“男孩子们哭哭闹闹，完全无法控制，而且我刚刚把我的隐形眼镜给撕裂了！”她在电话里嚎啕大哭，“你能够马上回家来吗？”
“先试着平静下来，”我说道，“我马上就回来。”我挂上电话，酒吧的男招待冲我点了点头，然后说道：“我深表同情，伙计。”可是，从他的神情中我可以读出此刻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你这个惧内的可怜虫。”
“快点，”吉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