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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好，”她回答说，“起码恢复了正常。”
“你看上去很不错，”我告诉她说，“比起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要好多了。”
“是的，好多了，”她说道，然后低头看着脚，“多么可怕的一个夜晚。”
“多么可怕的一个夜晚。”我重复道。
然后她跟我谈起了医院、医生、会见她的那位侦探、无数的水果篮以及治疗期间待在家里的百无聊赖。不过她避开了那次袭击，我也一样。有些事情最好还是将它忘掉。
那天下午，利萨待了很长时间，当我做着家务杂事的时候，她便跟着我在院子里四处转悠，同马利一起玩耍，简短地谈谈话。我感觉她有些话想说，可又不知如何开口。她只有十七岁；我并不期待她能够找到合适的字眼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俩的生命曾经在没有任何计划或者警告的情况之下碰撞在了一起，两个彼此陌生的人因一件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而结合在了一起。没有时间去施行邻里之间的惯常的礼节；没有时间去建立起边界。只有在一场危机中所形成的亲密的结合，一位穿着平腿短裤的父亲与一个上衣被鲜血浸透了的十多岁的女孩，借助相互的倚靠来寻求着希望。我与她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密，也存在着一丝的尴尬与难堪，因为在那一时刻我们完全放下了防备，彼此心领神会。言语已经没有必要了。我知道她非常感谢我前去帮助了她；我知道她十分感谢我曾经努力地去安慰她，尽管我的安慰十分笨拙，或许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她知道我深切地关心着她的情况。在那天晚上的人行道上，我们分享了某种情感——那短暂的、飞逝而过的时刻，却已经清晰地界定了一个人的生命中的其他部分——我们两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我很高兴你顺道来我这儿看看。”我说道。
“我也很高兴自己这样做了。”利萨回答说。
当她离开的时候，我对这个女孩子产生了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她已经健壮了。她已经坚强了。她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几年之后，当我听说她成为了一名电视主播的时候，我发现，我当初的感觉相当准确。
尽管睡得迷迷糊糊，但是我渐渐感觉到有人正在呼喊着我的名字。“约翰，约翰，快起来。”是詹妮的声音，她正在摇晃着我的身体，“约翰，我想孩子可能就要出生了。”
我用一个胳膊肘支撑起了身体，揉着眼睛。詹妮躺在床上她的那一侧，膝盖弯曲着抵到了胸部。“孩子怎么了？”
“我腹部痛得厉害，”她说道，“我躺在这儿数着阵痛的频率。我们需要给谢尔曼医生打电话。”
现在我已经完全清醒了。“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我狂热地期待着我们第二个孩子的降生——我们已经从超声波上得知，这一胎又是一个男孩。不过，这个孩子到来的时机却非常的糟糕。詹妮怀孕不过才二十一周的时间，距离四十周的足月分娩差不多还剩一半的时间。在她那些孕妇书籍当中，印有一些非常清楚地显示着每一周胎儿成长情况的图片。就在几天之前，我们还坐在那儿看着这些书籍，仔细地研究着二十一周时胎儿的图片，对于我们的小宝宝的生长情况感到十分惊异。一个二十一周大的胎儿，仅仅只有一个手掌那么大，体重还不到一磅，它的眼睛紧闭着，手指头就像是脆弱的、小小的嫩树枝，肺部也还没有发育完全，无法从空气里吸取氧气。在二十一周的时候，一个婴儿刚刚才能够存活。在子宫外生存的可能性还很小，没有严重的、长期的健康问题的生存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这便是为什么自然界要让一个婴儿在子宫里待上九个月之久的原因了。
“或许并没有什么的。”我说道。可是，当我快速地拨完电话号码并且听到话筒里传来“嘟嘟”的等待音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自己那“怦怦“作响的心跳声。两分钟之后，谢尔曼医生拿起了话筒，他的声音表明他显然还没有完全清醒。“这或许只是胃肠气涨，”他说道，“不过我们最好还是看一看。”他告诉我立即将詹妮带到医院里去。于是我便在房子里面手忙脚乱地收拾起来，将一些物品扔进了为她准备的旅行袋里，拿上了奶瓶和尿布袋。詹妮给她的好朋友桑迪打了电话，她刚刚做了母亲，住在距离这儿几个街区远的地方，詹妮问她我们是否可以把帕特里克寄放在那儿。现在，马利也醒了过来，他伸展着腿脚，打着呵欠，摇晃着身子。“深夜的道路旅行！”“很抱歉，马利，”当我将他带到车库里时，我告诉他说，他的脸上流露出了巨大的失望之情，“你要听话。”我将帕特里克抱出了他的婴儿床，安放进了他的婴儿车里，并没有将他弄醒，然后我们便走进了夜色之中。
在圣玛丽医院新生儿重点护理区里，护士们迅速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她们为詹妮换上了一套医院的睡衣，然后给她连接了一台监测器，以检测她的宫缩的情形以及婴儿的心跳。结果发现，詹妮的宫缩频率是每六分钟一次。这绝对不是胃部气涨的症状。“你的小宝宝想出来了，”一位护士说道，“我们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孩子不要现在就急着出来。”
谢尔曼医生通过电话让护士们去检查詹妮的子宫颈是否已经开了。一位护士将一个带有手套的手指探进了詹妮的下体，然后报告说詹妮的子宫颈仅仅只开了一公分。即使连我也知道，这种情况并不乐观。在一个正常的分娩中，子宫颈完全开到十公分的时候，母亲才可以开始用力。伴随着每一次腹部的剧痛，詹妮的身体似乎越来越接近忍受疼痛的极限了。
谢尔曼医生命令她们给詹妮静脉注射盐水点滴，并注射止痛剂。宫缩的情况好转了一些，可是，还没到两个小时，詹妮的宫缩又加剧了，于是需要第二次注射，然后是第三次。
在接下来的十二天里，詹妮只能够待在医院里接受治疗，被一排围产医师们在身上摸来捅去，并且同许多台监视仪器和静脉注射的点滴连接在一起，因此动弹不得。我向报社请了长假，扮演起了帕特里克的单亲爸爸的角色，尽我最大努力保持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正常地运作——洗衣服、喂食、做饭、清理帐单、做家务、料理后院。哦，是的，还有我们家中的另一个生物。可怜的马利，他的地位已经从交响乐队中的第二小提琴部陡然降得甚至都不在乐队中了。连我也把他忽略了。他维持着自己与家庭关系的最后联系，从来没有让我从他的视野中消失过。当我用一只胳膊搂着帕特里克在房子里面忙前忙后，用真空吸尘器打扫房间，或者在洗衣间里清洗衣物，或者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他都会忠心耿耿地跟在我的身后。我会待在厨房里，将一些脏盘子投进洗碗机里面，而马利则会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子跟在我的身后，他会在厨房里转上六次圈，以便确定一个最佳位置，然后便在地板上趴下来。可是，还没等他在厨房里“定居”下来多久，我便又会冲向洗衣间把衣服从洗衣机里面拿出来，再投进干衣机中去。于是，他只能再次跟随着“迁居”到洗衣间里，转着圈，用爪子抓着地毯，直到将其摆弄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然后“扑通”一声倒在地板上。可是没过不久，他又得再次起身，跟着我来到客厅收拾报纸。然后，他便会再一次转圈、确定位置、趴下。如果他幸运的话，我会在这如同陀螺一般的疯狂运转中暂停一会儿，在他屁股或者背上轻快地拍打一下。
一天晚上，终于将帕特里克哄睡着之后，我一头倒在了沙发上，精疲力尽。马利欢快地用后腿站立起来，将他的绳子拖拉玩具放在了我的膝盖上，然后仰起头，用他那双大大的褐色眼眸看着我。“哇，马利，”我说道，“我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将自己的口鼻放在了绳子玩具的下面，将其轻弹到了空中，等着我去尽力地抓住玩具，准备与我打个平局。“对不起，老伙伴，”我说道，“今晚不行。”他皱起了眉毛，竖起了脑袋。突然间，他那舒服自在的每日固定的节目被撕成了碎片。他的女主人神秘地缺席了，而他的男主人则变得丧失了任何的趣味，与以往大不一样了。他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哀鸣，我能够看出他正在努力地猜想着其中的缘故。“为什么约翰不再想同我一起玩耍了呢？那天早上的散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不再有地板上的摔跤游戏了呢？而且，詹妮到底在哪里呢？她还没有让我与下一个街区的达尔马提亚狗进行跑步比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