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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你讲吧，”我说。
“我把我的书和衣服放在两只箱子里，交给美国旅行社保管。然后把一套替换的衣服和些内衣打了一个包，就动身了。我的希腊文教师有个妹妹嫁给朗斯附近一家煤矿的经理，所以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去见他。你知道朗斯吗？”
“不知道。”
“在法国北部，离比利时边界不远。我在那边只住了一晚，就在车站旅馆，第二天坐当地的火车去了煤矿那边。你去过煤矿村吗？”
“在英国。”
“啊，我想大约是差不多的。有煤矿，有经理的房子，一排排矮小的三层楼房，全是一个样，完全一个样，单调得使你看了心情非常抑郁。有一座新近造的、怪模怪样的教堂，还有几家酒吧间。我到达时，天气又阴又冷，而且下着毛毛雨。我到了经理的办公室，把信交给他。经理是个矮胖子，两颊红红的，看上去象是个贫嘴的家伙。矿上正缺乏工人，许多矿工在大战中都牺牲了，有不少波兰人在这儿做工，敢说有二三百名。他问了我一二个问题，他不喜欢我是个美国人，好象觉得这里面有鬼，可是，他舅爷的信上说我很好，而且他反正愿意用我。他要给我一个地面上的工作，可是，我告诉他我想到矿下面去干活。他说，如果我没有做惯，会觉得人吃不消，但是，我告诉他，我早有准备，这样，他就说，我可以做一个矿工的助手。
这其实是男孩子做的，不过，男孩子也不够周转。这人很不错，他问我有没有找过房子，当我告诉他还没有去找时，他就拿一张纸条子写了个地名，说我如果拿这个纸条子去，那个房子的女人就会给我一个地方睡。她是个寡妇，丈夫是矿工，大战中阵亡了，两个儿子都在矿上做工。
“我拿了包，离开经理室，找到那所房子，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来开门，头发已经花白，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眉眼长得不错，过去有一个时候一定好看过；如果不是因为门牙少掉两个，她也不至于象现在这样憔悴。她告诉我没有房间，但是，她租给一个波兰人的房间里有二张床，我可以睡那一张空床。她的两个儿子睡在楼上的一个房间，另外一间她自己睡。她给我看的那个房间在楼下，我想原来大概是作为起坐间的；我很愿意能够单独有间房间，不过，我想还是不要罗嗦吧；外面的毛毛雨已经渐渐沥沥下起来，而且我的衣服打湿了。我不想再跑别的地方，把衣服淋得湿透。所以，我说这样行，就住了下来。他们把厨房当起坐间，厨房里有两张摇摇晃晃的圈椅。院子里有个堆煤的棚，也用来作浴室。两个男孩子和那个波兰人已经跟他们吃过午饭，但是，她说，我可以跟她在中午一起吃饭。这以后，我就坐在厨房里抽烟，她一面做家事，一面跟我谈她的身世和家庭情况。早班做完，别的人陆续回来，先是那个波兰人，后来是两个男孩子。波兰人穿过厨房，当房东太太告诉他，我要和他睡一个房间时，只跟我点一下头，并不开口，从壁炉架上拿起一只大水壶到煤棚里洗脸去了。两个男孩子都是高个子，尽管脸上有煤污，看上去还很漂亮，而且好象愿意跟我要好。他们把我看作是个怪物，因为我是美国人。一个男孩子十九岁，解除军役不过几个月，另一个十八岁。
“波兰人回来了，两个男孩子就去洗刷。波兰人的姓是那种很难叫的波兰姓氏，可是他们都叫他考斯第。一个大家伙，比我要高出两三英寸，长得又长又壮；一张苍白肥胖的脸，鼻子短而宽，大嘴；蓝眼睛，由于没有能把眉毛和睫毛上面的煤灰洗掉，看上去就象化了妆一样。黑睫毛把眼珠的蓝颜色衬得简直令人骇异；是个丑陋肮脏的家伙。两个男孩子换了衣服出去了。波兰人继续坐在厨房里抽烟斗，看报。
我口袋里有本书，所以拿了出来，也开始看书。我注意到他有一两次张我一眼，不久便放下报纸。
“‘你看的什么？’他问。
“我把书递给他，让他自己看。是一本《克里夫斯公主》＇注＇，我在巴黎火车站买的，因为本子小，可以放在衣袋里。他看看书，又看看我，有点奇怪，就把书还我。我看出他嘴边露出讽刺的微笑。
“‘你觉得好看吗？’“‘我觉得很有意思——甚至很引人入胜。’“‘我在华沙上学时读过。看得我腻味死了。’他法文讲得很好，一点波兰口音也没有。‘现在我除掉报纸和侦探小说外，什么都不看。’“杜克娄克太太——这就是我们房东太太的名字——一只眼睛瞄着火上在烧的晚饭吃的汤，一面靠着桌子补袜子。她告诉考斯第，我是煤矿经理介绍来的，并且把我认为可以告诉她的话重述一遍。他一面听，一面拍着烟斗，一双雪亮的蓝眼睛瞅着我，眼光严厉而精细。他问了我几个关于我的问题。当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在煤矿上做过工时，他嘴角露出讽刺的微笑。
“‘你不知道自己来做什么。一个人只要有别的工作可做，决不肯上煤矿来工作。不过这是你的事情，肯定有你的理由。你在巴黎住在哪里？’“我告诉他住在哪里。
“‘有一个时期，我每年都要去巴黎一趟，不过，都是在那些大街上选。你到过拉吕饭店没有？那是我最喜欢会的馆子。’“这使我有点诧异，因为你知道，这馆子并不便宜。”
“一点不便宜。”
“我想他看出我有点诧异，因为他嘴边又露出那种讽刺的微笑。可是，他显然觉得并不需要进一步解释。我们东聊聊，西聊聊，后来两个男孩子回来了。我们一同吃晚饭。吃完晚饭，考斯第问我可高兴和他上小酒店去喝杯啤酒。小酒店只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房间的一头是酒吧间，另外有几张大理石面的桌子，四周围放些木椅。有一架自动钢琴，有人放进一个硬币，钢琴正放着舞曲。除掉我们坐的那张桌子外，只有三张桌子坐有人。考斯第问我可会打比陆。我曾经跟我的那些学生朋友学过，所以说会打；他就建议我们赌谁会啤酒账。我同意，他叫人把纸牌拿来。
我输了一杯啤酒，接着又输掉一杯啤酒。后来他建议我们赌现钱。他拿的牌好，我的运气很坏。不过赌的输赢不大，我只输了几个法郎。这一赢加上啤酒使他的兴致高了，他就谈起来，从他的谈吐和举止，我不久就看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当他重又谈到巴黎时，他就问我可认识某某，某某，某某，就是路易莎伯母和伊莎贝儿住在艾略特家里时我碰见的那些美国女人。他好象比我跟这些人熟悉得多，我弄不懂他怎么会落到现在这样。时间并不晚，可是，我们天一亮就得起来。
“‘走之前，我们再喝一杯啤酒吧，’考斯第说。
“他一面呷着啤酒，一面用他精细的小眼睛瞄着我。我知道他当时使我联想起的什么，是一个坏脾气的猪猡。
“‘你为什么到这个混蛋的煤矿来做工？’他问我。
“‘体验一下。’“‘你是个傻瓜，小伙子，’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在这儿做工呢？’“他耸耸自己厚实而臃肿的肩膀。
“‘我做孩子时就进了贵族军事学校，我父亲是沙皇下面的一个将军，上次大战时我是骑兵军官。我受不了皮尔苏斯基＇注＇。我们策划杀死他，可是有人出卖了我们。我们的人凡是被他捉到的，都被枪毙。我总算来得及越过边境s这时我只有参加法国军团，或者到煤矿上做工的两条路。这两件坏事，我选择了后一件坏得少些的。’“我已经告诉过考斯第，我预备在煤矿上做什么工作，他当时没有说什么，可是，现在他把胳膊肘搁在大理石台面上，跟我说道：“‘你试试把我的手摊开看。’“我懂得这是一种老式的角力，所以摊开手掌抵着他的手掌。他笑了。‘几个星期之后，你的手可不会这样软了。’我使尽力气推，可是，他的力气非常之大，简直动不了他；他慢慢地把我的手推回去，一直推到桌子下面。
“‘你相当有力气，’他总算没有笑我。‘没有多少人能够顶得住这样久的。
你听我说，我的助手很不行，他是个矮小的法国人，连个虱子的力气也没有。明天你跟我来，我跟工头说叫你做我的助手。’“‘我很愿意，’我说。‘你看他肯吗？’“‘要点人情。你拿得出五十个法郎吗？’“他把手伸出来，我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钞票给他。两个人回家睡觉。我劳累了一整天，睡得象猪一样。”
“你可觉得煤矿的活不好干吗？”我问拉里。
“开头干得人腰酸背痛，”他咧开嘴笑了一下。“考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