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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现在谈的这个时期，也许由于为那个该死的金库搞些讨厌的工作，稍微累了一点，我的身体又垮了下来，比以前垮得还要厉害。我在床上躺了五、六个星期，惨不堪言。杜宾夫人请名医莫朗来给我诊治，他虽然手术灵敏而又精细，却使我受到难以置信的痛楚，并且始终不能用探条确诊我的病根。他劝我找达朗看，达朗的探条软些，果然插进患处了；但是莫朗向杜宾夫人报告我的病情时，说我至多只能活六个月。这种话，传到我耳朵里来，就促使我对当时的处境好好地作了一番思考：我能活的日子所余不多了，为了我本来只感到憎恶的一个职务而受着拘束，牺牲掉这点余生的宁静和乐趣，该是多么愚蠢呀。而且，我已经抱定的那些严格的生活原则，和一个太不适合于这些原则的职位，怎么能调和起来呢？做一个财务总管的出纳员而来宣扬淡泊和安贫，这能说得过去吗？这些想法随着高烧在我的脑子里酝酿起来，盘根错节，从此再也不能从我脑子里排遣掉；在病后休养时期，我就把我在高烧中所采取的这些决定又冷静地肯定下来。我永远抛弃任何发财和上进的计划。我既决定在独立和贫穷中度过我的余生，我就竭尽我灵魂的全力去挣断时论的枷锁，勇敢地做着我所认为善的一切，毫不顾忌别人的毁誉。我所需要破除的那些障碍以及为战胜障碍而所要作出的那种努力，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总算尽量做到了，并且超过了我自己原来的期望。如果我也能和摆脱舆论的束缚一样摆脱了友谊的束缚，我一定就把我这个计划实现了——这个计划也许是尘世上人所能设想的最伟大的计划，至少也是最有益于道德的计划；然而，我一面蔑视那庸俗的一群所谓大人物和哲人的荒谬的评说，一面却又听凭我那些所谓朋友们的摆布，让他们把我象小孩子一样牵着走，而这些所谓的朋友们看我独自走在一条新的道路上，便忌妒起来了，他们表面上似乎在努力使我幸福，实际上却努力使我成为笑柄。他们首先极力贬低我，以便最后达到败坏我的名誉的目的。引起他们对我忌妒的，还不是我在文坛上的成名，而是我在这里开始的那种个人生活上的改革：我在写作艺术上出点锋头，也许他们还能原谅，但是他们不能原谅我在行为上树立一个似乎使他们寝食不安的榜样。我生来就好交朋友，我的脾气平易而又温和，很容易产生友谊。在我默默无闻的时候，凡是认识我的人一直都爱我，我没有一个仇人；但是，我一旦成名，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这是个很大的不幸；而尤其不幸的是我身边尽是自称为朋友的人，他们利用这个名义给予他们的权利来把我拖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我这部回忆录的后面部分将揭露这一可憎的阴谋，我在这里只说明这个阴谋的起源；人们不久就会看到这个阴谋怎样结下第一个圈套的。
我想独立生活，就必须有个生活之道。我想出了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替人抄乐谱，按页数计酬。如果有什么更可靠的工作能达到同样的目的，我也会做的；但是这种技能既适合我的爱好创办了《莱茵时报》。主张德国哲学应成为“行动的哲学”。提，又唯一能使我不屈从于人而逐日获得面包，我就认定了这个工作。我认为我从此不必再忧虑前途了，我把虚荣心也压下去了，于是我由金融家的出纳员一变而为乐谱抄缮人。我认为这项选择给我带来的好处很多，就毫无后悔之意，将来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丢开这一行，但一有可能，我还是要重理旧业的。
我第一篇文章的成功使我所下的这个决心更易于实现了。文章一得奖，狄德罗就负责叫人把它印了出来。我还卧病在床的时候，他就写了短函，报告我文章出版的情况和它所产生的效果。短函里说：“真是直冲九霄；这样的成功还没有前例呢。”这种社会大众的赏识绝不是钻营得来，而且又是对一个无名作者，这就使我对自己的才能有了第一次真正的自信。我对自己的才能，直到那时为止，尽管内心里有所感觉，总还是有些怀疑。我立刻看出，利用这个成功，对于我正准备执行的那个独立生活的计划，将是大有助益的；我想，一个在文坛上有点名声的抄缮人，工作大概是不会缺乏的。
我的决心一旦下定，就写一封短函给弗兰格耶先生，通知他这件事，谢谢他和杜宾夫人的种种盛情，并且要求他们多多帮忙。弗兰格耶一点也不明白我这封信的意思，以为我还在梦呓呢，便赶快跑到我家里来。但是他发现我太坚定了，无法挽回，就跑去告诉杜宾夫人，告诉所有的人，说我疯了。他说他的，我做我的。我从服饰上开始实现我的改革，我摒除了镀金的饰物和白色的袜子，戴上一个圆假发，取下佩剑，把表卖掉，我心里异常高兴地说；“谢天谢地；我以后不需要知道钟点了。”弗兰格耶先生很客气，等了很久没有把他的金库交给别人。最后，他看我已经坚定不移，才把它交给达里巴尔先生了，达里巴尔先生以前是小舍农索的保傅，曾以《巴黎植物志》一书而在植物学界知名。
不管我那蔚为大观的改革是如何严峻，起初我还没有把它推广到我的内衣上来。我的内衣很漂亮，数量又多，是我在威尼斯时的行装的剩余，我对它特别爱好。由于讲究干净组织集团法国萨特的用语。集团形成的第三种形态。有，我曾把它变成了一种奢侈品，因而就免不了叫我花掉许多钱。后来有人给我帮了一个大忙，使我摆脱了这种物质欲的束缚。圣诞节的前夕，当我的两位女总督在做晚祷，我也在听圣诗音乐会的时候，有人把阁楼的门撬开了，把里面刚洗过晾着的我们的全部内衣偷个精光，其中有我的四十二件衬衫，都是上等细麻纱的，是我内衣柜里的精华。邻居中有人曾看见一个人从公寓里出去，带了几个大包，据他们描述的模样，戴莱丝和我都怀疑是她的哥哥，他是众所周知的大坏蛋。母亲愤愤地否定这个怀疑，但是不管她怎样说，证实这怀疑的迹象太多了，所以这种怀疑一直存在我们心里。我不敢作严密的调查，因为怕发现的事实超过我所愿意知道的程度。这个哥哥从此不再到我家来了，最后完全失踪了。我怨戴莱丝的命不好，也怨我自己的命不好，竟有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于是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恳切地劝她赶快摆脱这么一个危险的家庭。这件事把我爱漂亮内衣的癖好医好了，从此以后，我只容很普通的内衣，这就跟我装束的其余部分比较协调了。
这样一来，我的改革算完成了，往后我只想到如何使这种改革巩固起来，持续下去；我极力把别人对我的非议以及在做本身是美好和合理的事情时怕人指责的顾虑抛到脑后。由于我的作品出了名，我的决心也出了名，这给我招来许多主顾；因而我一开始营业就相当成功。然而，有好几个原因使我不能达到在别的情况下可能达到的那么大的成功。首先，我的身体不好，我刚害过的那场病还有些后遗症，一直没能让我恢复到原来那样的健康水平；而且我相信，我所信赖的医生叫我吃的苦，至少也不比疾病本身叫我吃的苦少。我先后找过莫朗、达朗、爱尔维修斯、马鲁安、蒂埃里，他们都很有学问，都是我的朋友，各以自己的方式给我治病，却并不能减轻我的痛苦，反而大大地削弱了我的体力。我越是遵循他们的教导，我就越黄、越瘦、越衰弱。我的想象力被他们吓坏了，我根据他们的药效来衡量我的病况，使我看到未死之前只有一连串的痛楚，又是尿闭，又是砂淋，又是结石。凡是能给别人减轻病痛的办法，如汤药，沐浴，放血等，都只能加剧我的病痛。我发现只有达朗的探条有点效力，能够暂时减轻一下痛苦，我认为没有它就活不成，就花大钱买了大量探条存着，以备万一达朗去世，我也终身有探条可用。在八九年当中，我经常用这种探条，连同存在手边的一齐计算，我买探条的钱足有五十金路易之多。很显然，这样耗钱、这样痛苦、这样难受的治疗，是不会让我专心致志去工作的，不会让一个垂死的人有很大的劲头去谋求他逐日的面包的。
文学方面的工作又构成了另一种分心，对我日常工作的妨害不下于疾病。我的文章一出版，那些文艺卫道士就不约而同地扑到我身上来了。我一看，那么多的若斯先生连问题都没有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