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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文确是好文章。但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著名的春节讲话中却早已得出了这样的判断：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梁武帝、李后主文化多亡了国。可见书读多了要害死人。在列举了古今中外一长串教育程度较低的名人例证之后；他得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结论。这些言论；作为打烂整个教育制度的信号；已经被一些年龄稍大的学生接收到了。
像宫小吉这样的人物在一九五七年的中国是难免被祸的。在我后来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就曾有人仅仅因为抱怨公共食堂每天吃萝卜和豆子而被宣布为“右派”；其年十七岁；此后二十多年颠沛流离； 可见压抑之烈。更不用说议论党的教育路线了_毛泽东对宫文的赞扬；说明风向已变。但在当时；公开反叛尚早。天性思动；深受毛泽东的反叛性格影响的青年学生；在长期压抑之下；形象地说；犹如藏于深岩的炸药。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一根行将被点燃的导火索已经非常接近终点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六六年春天的一次报告会。一千八百名学生坐在大操场上鸦雀无声。报告人是一位曾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军俘虏的军人。虽说时间已过去十年；当他讲到在战俘营中怎样被美军用两块带电的铁板夹住身体时；本人昏了过去。操场上响彻了愤恨的呼喊和口号声；连一向持重的高三学生都激动得发抖。在随后的讨论会上；我们都发誓要在未来战争中向美帝国主义复仇。这是我体验过的最强烈的仇恨经验。
一九六四年；北京的一位小姑娘在以《母亲》为题的试卷前慌乱失措。她的母亲是被宣布为阶级敌人的地主。最后；她把党现成地比作母亲；颂扬她的光辉和温暖；又表达了对生母的仇恨；因而得到表扬。其文被作为范文；传诵一时。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之；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数；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惟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却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个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锤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而且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之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班主任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形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于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甚至包括核武器试验失败的消息；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造成我长成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的。但在当时；我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
我的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过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这位班主任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班主任是每天都见的；我却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的年龄不详；说她三十五岁或五十五岁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认为你错了而你还想争辩时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闭上了嘴。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里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 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羞愧把我揉得粉碎；从她的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惟一想到的是怎样重获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勿勿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虚荣心的一些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班主任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班主任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时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时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做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己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北京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班主任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却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又憔悴了许多。由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了他一下。我的姑母——我父亲的妹妹从马来西亚回国探亲；距她上次回来；已是八年过去了。她要求见我父亲；回答是：不准。在有人监视的情形下；她同我母亲匆匆一见；互道珍重而已。她一直住在旅馆里；只来过家里一次；是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