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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牙膏却是因为再也不想回家乡了。多年后我认真地意识到； 十袋牙膏就是十袋预购的沉甸甸的时间；仿佛预示着我的命运——包括当兵在内；我一共在云南呆了七年；如果保持每天刷牙一次的习惯；我应该把最后一袋牙膏带回北京；另一袋正好用到一半。这七年中间；我回过两次家。我暗自庆幸——有人比我呆得更久；只回过一次家或者没有回过家；还有的；回“老家”了……
识字的人；受了书的感动；无论中外；简朴地走到民间；特别是乡村；教书、疗病、传教、解难；尽力为大众做一点事；自古就有。孔夫子和耶稣都做过；后来者；更是绵绵不绝。他们中间；成功者得了荣誉；失败者得了敬意；贡献生命的；被称做圣人。他们的决定不得自任何人的命令；所以不是为别人才做；他们的行为又给别人以福泽；所以也不是为自己才做。这样的人；总是少数。而在六十年代末期的中国；却有大批城市青少年在多数不自愿又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以军事动员的方式被送到偏远的乡间。而且；他们同乡村大众的关系被颠倒过来；用毛泽东的号召来概括；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发表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在此后十年的时间内；总数二千万以上的青少年从大小不同的城市走向农村；这场被官方正式称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是“文革”的创举之一。
对于这场运动；说痛苦；说悲壮；说忧伤；说升华；都有之；没有定论。因为牵扯的人数过多；空间过于广阔；产生了无数或悲或喜的故事；是免不了的。有多少个故事就有多少种看法。一般的看法是：这些年轻人多少受过教育；他们的知识背景和本身低下的社会地位之间；热情的幻想和严峻的农村现实之间；产生冲突；造成了精神上极大的不平衡；加上生活中无数变数；包括体力上的磨砺；使他们成为近代中国最愤懑和最勤于思考的一代；他们有求变之心；也有应变之力；可以寄托未来的。表面上看；应该不错。但是；事实上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和史诗出现——因为；这场运动虽有民族大迁徙那样的时空规模；却没有任何文化意图上的积极意义。不是进步——因为；他们用时间和血汗换来的经验；哪怕是最成功的；也无非是农业社会的。如果创意只能从自身经验中生发；而无外来的比较；那必定是非选择的和局限的。可能的事实是；人间的苦难只磨练出了一代更加坚忍的农民而已。历史总是有得有失；但是；更加需要剖开细看的；反而是所得。
最忙碌的地方是北京火车站。每天都有几千人从这儿离开；更多的人来送行。送行的人也许明天就走；走的人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于是都哭。大家抱在一起；围成一圈；唱俄国革命的旧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起军装；拿起武器……”；“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往往哭得厉害的；是送行的人；走的；反倒笑了。对厌倦了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远方即自由。我曾当着朋友母亲的面；把两条香烟塞进车窗；他的母亲那一刻却没有显出对少年吸烟的一贯愤慨。
我走的时候；来送的有父亲和少数几个朋友。我的大多数朋友和同学都先我离开了北京；从军或者去了农村。另外一小部分留在了北京的工厂或矿山；是当时最幸运的。没有被分配的；家中大都有问题；不能当兵；也不能去工厂；农村也不太愿要。我就是其中一个。眼看朋友们纷纷离去；我心里就有一点慌；知道不能靠学校了；就和几个朋友商量了一下；决定去云南。我们直接找到来北京的接收人员；一说；竟然成了；因为我们几个都会打篮球。决定之后；我才告诉母亲。她沉默了良久；才点点头。她的想法很实际：反正要走；不如去个稍好的地方；云南比北方暖和；去的地方是农场；领工资；而且可以吃到米。十七岁出门远行；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泪水。三十年前他独自离家时；比我大两岁。车轮转动的时候；他跟着列车小跑；直至站台的尽头。我刚刚跟他握过手；他的手比农民的还要粗糙；这是劳动改造的结果。那天；他是得到特殊的批准才来到车站的。我站在车门口；向他最后挥了挥手。他站在站台外面的阳光中；渐渐变小；铁轨很亮；耀眼；通到很远。直到这时；我的泪才落下来；像刚刚滴进去的眼药水那样多；那样不真实。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而来的地方已不堪回首。我想忘掉的；在我还没离开的时候已经忘掉了我。在我迈出脚的同时；心里却一下子空了。
火车上的四千公里穿过了八个省、市。我头一次看到了黄河、长江、平原、高原和古旧的小镇。不白的帆驮起风；慢慢驶进苍茫；不毛的山坡上；突然闪过一方绿色；像一幅画挂在墙上；一个农民张着嘴；呆看着驶过的火车；身后的乱云红得像打翻的酒坊。当我走下列车；看到一个无人过问的小姑娘浑身泥污、头发蓬乱；站在一地的泥泞中放声大哭；我知道生活这才开始了。四天的火车之后；又是四天的汽车；山路绕来绕去；像一个曲折的故事。到达目的地景洪时天已经黑透了；天空中飞满了萤火虫；让我们以为这是个童话世界。这个错觉保持到了天亮以前。
我们的农场就在景洪。景洪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一县；县城又是州的首府。傣族是少数民族之一；住竹楼；种稻米；女人着彩裙；善歌舞。这里过去是王国；很少发生战争；是信奉佛教的和平的农业民族。一九四九年；国王一家去了北京；不再回来；此后汉人渐渐多了起来。傣族的男人们少小时；就必须出家为僧至少两年；披上橘红的袈裟；在寺庙中诵经礼佛。诵经就要识字；所以出家实际就是最初的启蒙教育。又都住在一起；在佛的光辉下集体认识了本民族的文化。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史诗；人人都腰挎长刀；却只是为了生产和防身。水；是这个民族性格的象征；他们的传统节日就叫“泼水节”。四月里的一天；头上簪着玉兰花的傣族姑娘盛装了；把满罐的清水泼到来客和家人的身上；祝福幸运吉祥；满街都可以看到浑身湿透、笑逐颜开的人群。男人们则在澜沧江中竞赛龙舟；放起叫做“高升”的礼炮。“文革”一来；佛教被禁止；“泼水节”也被作为迷信活动；取消了。
农场分成许多分场和生产队；只有创建很早的分场才有瓦房；其余都是草房；散布在几百平方公里的绿色中。农场的工人大都是本省或外省的移民；原来就都是农民；却被称为“老工人”。说是农场；却不种粮食；种橡胶树。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西双版纳地区；由西藏高原挡住了南来的次大陆季风；造成了常年温润的气候和丰沛的雨量；一年只分旱、雨两季；无霜；适合热带作物的生长；尤其是橡胶的理想家园。橡胶是中国紧缺的战略物资；早在五十年代政府就规划建立大规模的橡胶园；而在一九六九年初；中苏发生边界战争时；这项建设达到了高潮。但巴西三叶橡胶树的入侵；使千年的亚热带雨林身逢厄运；十年以后；傣族的绿色家园几乎被毁灭殆尽。
我和同来的朋友被分配到农场最边远的生产队。分场新建不久；北京的来信要二十天才能送到。如果要去景洪；除了走路；只有搭乘运货的拖拉机；清晨出发；下午可以到达；所以；谁要去景洪；是一件大事。除了《毛泽东选集》；我们从队上得到的第一件礼物就是一把锄头和一把砍刀。工作很简单；就是走上山去；把眼前看得见的一切都砍倒；不管是大树或弱草。锄头或砍刀的木柄；是直接从山上砍来的；最初是象牙白色；扎手；用得久了渐渐颜色变深；变成貂皮色；电慢慢变得光滑可爱；这时就快要断了。断了换上新的；从头再来。锄尖和刀刃也磨得小了；月牙一样细细地闪着光。劳作时手心上的皮肉先是翻开——有一次；一个下山的知识青年为过客指路；吓了行人一跳；以为他刚刚杀过人；所以满手的血——后来愈合了；变成厚厚的茧；黄色而透明；可以看到留在里面的刺；好像琥珀。不愈合的；流出血水；越是疼；越要撕掉那层皮；就像爱把指甲啃出血的孩子一样。这时候上山砍树；手心就会和木柄血淋淋地贴在一起。不久；我们就可以赤脚在山上行走；或者用手指拈起火塘中的炭点烟。
我们领到一张方方的纸片；上面画了格子；贴在一块小木板上；每天开饭的时候带到食堂；炊事员用圆珠笔画掉一格；表示这一餐你吃过了。饭在大锅中煮；先倒进玉米粒；等到煮开了花；再倒进一些大米；一起煮熟了。开始时还有人把玉米粒拣出来喂鸡；不久就饿慌了；反而偷鸡；夜里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