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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件。我对３０年代政治世界的了解不够深入。但有些事情还是留在了记忆中，例如大萧条的年代。这是由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的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经济灾难。这次灾难对格兰瑟姆影响较小，但对附近的农业地区影响较重，而北部重工业地区的城镇受影响更大。格兰瑟姆的多数工厂仍然开工，最大的工厂是拉斯顿和霍恩斯比，它是生产机车、蒸汽机或拖拉机的。我们的镇还吸引了新的投资，其中一部分是我父亲争取来的。我们家的生意仍保持稳定：人总得吃饭，而我们的店很会经营。镇上的人明显地分成两部分，领月薪的人，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白领〃雇员，他们的生活较为稳定；不领月薪的人，由于找工作更为困难，他们的生活极不稳定。在我去学校的路上，在劳动市场前总排着一条长队，那里的人不是找工作就是要求救济。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亲朋好友中没有人失业，自然，我们认识的人中有人失业。而且我们记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失业家庭的孩子们的衣着是多么整洁。他们的父母决心作出必要的牺牲。在东米德兰地区的城镇中，人们自力更生和独立生活的精神很强，即使是最穷的人也是这样。这意味着他们永不脱离这里的居民队伍。有能力的人默默地捐献出能够捐献的东西，格兰瑟姆的居民群体仍然凝聚在一起。回首往事，我愈加体会到，格兰瑟姆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
因此，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没有阶级分野和阶级冲突的意识。即使是在大萧条年代，也有许多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王室肯定是一个因素。而且我们家和许多家庭一样，为帝国感到极为骄做。我们感到，帝国把法律、良好的行政管理和秩序带到其他国土、否则，那里的人永远无法得知这些东西。对于那些处于偏僻地区的国家和大陆，我曾经充满浪漫的幻想，幻想我们英国人能够带给他们什么好处。童年时期，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倾听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讲述的故事。他说他在中美洲的一个部落工作，那里非常落后，他们没有文字书写他们的语言，他为他们创造了文字。后来，我认真地考虑过去印度当文官。在我看来，印度帝国是英国的最大成就之一。（我对在英国当文官没有兴趣。）当我与父亲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说，当我真的参加印度文官队伍时，也许印度的文官制度已不复存在。事实表明，他的话大有预见性了。
至于国际形势，任何人关于３０年代的记忆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后来事件的影响，儿童的记忆也是如此。但是，我记得，我的父母对国联的软弱表示不安，因为当１９３５年阿比西尼亚遭到意大利入侵时国联没有给予支援。我们对独裁者极不信任。
当时我们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了解不多。但是，我的父亲与很多具有保守思想的人们不同。有些支持佛朗哥的人提出，应该支持法西斯政权，认为这是打败共产主义的唯一办法。我的父亲激烈地反对这种观点。他相信，自由社会比这两种制度都好。我自己也很快树立了这种信念。在宣战之前我们对希特勒就有了自己的看法。在电影院观看新闻短片时，对黑衫党大摇大摆地游行集会感到厌恶，而且很不理解。这与我们的温文尔雅自我约束的平民生活迥然不同。通过阅读我们还了解到大量关于法西斯政权的野蛮和荒谬的事实。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认为与独裁者的战争不是一种可怕的前景。如果可能，应该避免这种前景。在我们的阁楼里有一大批杂志，其中有一些关于大战的著名照片，一队英国士兵被介子气毒瞎了眼睛，他们正在走向治疗站，每个人都把手搭在前边人的肩上，由前边的人领路。怀着最好的希望，我们作了最坏的准备。早在１９３８年９月，也就是签订慕尼黑协定时，母亲和我就买了许多码为防空遮窗用的布料。我的父亲投入大量精力组织镇上的防空。后来他说，〃ＡＲＰ〃（防空措施的英文缩写）代表阿尔夫·罗伯茨的炼狱（他的名字的缩写）。由于防空耗费了他的大量时间，他没有时间干其他事了。
３０年代影响最为广泛的神话也许是这样的说法，即右翼而不是左翼最为热衷绥靖政策，从我自己在一个政治上高度右倾的家庭经历来看，以及从我的记忆中当德国人已经进入布拉格时工党实际上怎样投票反对征兵来看，我都不能吞下这种观点。但是重要的是要记住，当时的绥靖气氛是很浓的，人们的政治观点受到局限。
这个问题影响的广泛性在１９３５年的大选中表现出来。我当时１０岁，在这次大选中从政治方面得到了锻炼。事实将会表明，我们的家庭本来就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家庭。尽管这里边蕴含着严肃的义务感，政治也是乐趣。我当时还大小，不能为我父亲竟选市议员作宣传。但是，我得到一项工作，折叠那些鲜红的宣传保守党候选人维克托·沃伦德爵士的传单。传单上的红颜色染到我的湿润的手指上。有人说，〃那是沃伦德夫人的口红。〃维克托爵士的当选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坚信不移。选举那天，我的重要任务是在保守党委员会办公室和投票站（我们的学校）之间来口传递投票情况的信息。最终，我们的候选人当选了，尽管我们的多数票从１６０００减少到６０００。
我当时不理解关于重整军备和国联问题的争论。那次竟选很艰苦，面对着〃为和平投票〃积极分子的竞争，而且还有阿比西尼亚战争这个背景。后来，当我十几岁时，我经常与其他保守党人激烈争论，鲍德温在竟选中是否误导了选民，人们普遍认为他没有告诉选民国家面临的危险。事实上，要不是国民联合政府在那次选举中重新当选执政，就根本谈不上重振军备应该更快一些的可能性；如果工党上台，很可能会做得更差。国联也根本不可能阻止大战的爆发。
我们对１９３８年签订的慕尼黑协定的感情是错综复杂的，许多反对绥靖政策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当时，人们被推向两个方向，非此即彼。一方面我们对希特勒政权或者说他的意图相当清楚，特别是我们家庭有亲身感受。希特勒取缔了德国的扶轮社，我父亲一直认为这是扶轮社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我们得知，独裁者不能容忍组织市民社会的志愿组织，如伯克的〃小队〃，也不能容忍法律范围内的个人权利。若契医生属德国血统，可能是镇上最好的医生了。他从德国得到不少消息，把这些消息告诉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又与我讨论这些问题。
我对希特勒有自己的认识。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卖鱼片的店，我经常去买我们家星期五的晚饭。在那里排队的人常常组成一个很好的论坛。有一次辩论的题目是希特勒。有一个人说，希特勒至少使德国人有了一些体面，而且使火车正点了。我激烈地反对这种观点，一些年龄比我大的人感到震惊，而且无疑有些恼怒。开店的女老板笑着说：〃哦，她总是不停地辩论。〃
我们家庭特别了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虐待。我们学校鼓励学生与外国学生建立笔友关系。我的笔友是一个法国女孩，名叫克莱特。天啊，我没有与她保持联系。我的姐姐的笔友是一个奥地利犹大人，名叫爱蒂斯。１９３８年３月发生了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事件。她的父亲是一个银行家，给我的父亲写信，问我们是否能够照管他的女儿。他已经清楚地预见到事态的发展。我们得经营商店，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独自承担这份责任。但是我父亲得到格兰瑟姆扶轮社的支持，爱蒂斯来到我们镇，到各家轮流居住，直到她到南美洲去与她的亲戚住在一起。她１７岁，个子很高，很漂亮，穿着很讲究，一看就是来自小康家庭，英语也讲得很好。她告诉我们在反犹太人政权下犹太人的生活状况。她讲述的一件事牢记在我的心中：犹太人被送去擦洗大街。
我们希望结束希特勒的邪恶，如果必要，诉诸战争也在所不惜。从这一点来看，慕尼黑协定没有什么值得骄做的。我们知道，由于慕尼黑协定，英国默认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逆不道。５０年后，我作为首相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并在布拉格联邦议会讲话。我说：〃１９３８年当灾难性的绥靖政策使希特勒消灭了你们的独立时，我们没有支持你们。虽然丘吉尔很快就废弃了慕尼黑协定，但我们仍然保持着羞耻的记忆。〃当英国参与放弃其他国家的领土时，那是最糟糕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