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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理公会教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星期天上午１１点，全家去教堂作礼拜。在此之前，我得去主日学校，下午也去主日学校。从１２岁起，我为唱圣歌的小孩子伴奏钢琴。那时我的父母还常去教堂作晚礼拜。
活动太多了我觉得并非是好事。我记得有几次我曾设法逃脱。我对我的父亲说，我的小朋友们不去教堂，他们能够出去散步。父亲回答说：〃不要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这么做。〃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当我提出想学跳舞时，他这么说；当我有时提出想去看电影或外出到某个地方去玩时，他也是这么说。不管当时我的感受如何，这种情操正如对我父亲一样对我也起了好的作用。
然而，我父亲的责任感也总有其慈善的一面，这一点并不是人人都是如此。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穷人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那些勤奋工作略有积蓄的人家，其体面的生活也岌岌可危，并不轻松。他们生活在刀刃上，担心一旦灾难降临，或者稍有松懈，手头稍有放松，就可能债台高筑，被投入贫困的深渊。朝不保夕的生活往往使那些怀着最好的希望的人们变得冷酷无情，对人缺少宽容。我记得我父亲与一位教友讨论一位朋友的〃浪子〃。他把父母的积蓄挥霍殆尽，身无分文，带着年轻的一家，来到父母的家门。那位教友的观点很清楚：那个孩子不好，永远也不会变好，应该把他赶出家门。我父亲的回答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他说：儿子就是儿子，当他上门求援时，应该用家庭的全部爱和温暖来欢迎他。即使天塌下来，人总得有家可归。
由此可见，我的父亲是一个具有坚定原则的人。我母亲总是说：〃你父亲总是坚持他的原则。〃但是，他不主张在应用这些原则时影响别人的生活。他当市议员和后来当高级参议员时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安息日的活动安排问题。在那个年代，在格兰瑟姆以及其他地方，电影院在安息日大都关闭。但在大战期间我父亲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做法。他支持电影院星期天开放，这样可以使附近的驻军有地方可去，而又不打搅那些在安息日想安静下来沉思冥想的人们。同时，他强烈反对（尽管没有成功）开放公园进行文体活动。他认为那样会破坏别人的安宁。他把星期天看作一个特殊的日子，但在具体做法上又有灵活性。我虽然是个女孩，我对这些限制不以为然。但现在我可以体会到，只要合乎情理，我的父亲这个具有高度原则性的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做出让步。
不因别人持有不同意见或得不到别人的支持而改变自己的信念，这些正直的品质在我的少年时期就灌输进了我的头脑。１９３６年我１１岁时得到一本《毕比年刊》。约瑟夫·毕比是利物浦的一个制造商。他挣了一笔为数可观的家产，用其中一部分编了一本宗教杂志，这是一种稀奇的组合，有人物介绍，有家庭哲理，还有漂亮的名画复制品。我当时还小，不知道他宣扬的是通神论（通神论是神秘主义、基督教义和〃东方智慧的混合物，有的内容有意义，有的内容是胡言乱语。－－译者注）。但是年刊是我最为珍贵的物品之一。首先，我从中学了一些歌谣，现在即席讲话时我还在引用，因为随着我的成长，我的许多感受在其中得到了体现。
一条船驶向东方。另一条船驶向西方，
它们乘的是同一股风；
是船帆，而不是风，
决定了船的航向。
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
再如：
伟人达到和保持的高度，
不是一蹴而就，
当伙伴熟睡时，
他们在深夜里艰难地攀登。
亨利·伍兹沃思·朗费罗
不知是由于很小时就接触到《毕比年刊》还是天性，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诗歌。１０岁时我获得了格兰瑟姆举行的威尔士诗歌朗诵奖，我深感自豪。（我朗诵了约翰·德林克沃特的《月光下的苹果》和沃尔特·德拉梅尔的《旅行者》）。不久有一天我去一家收定单，那里的人送给我一本米尔顿诗集。他们知道诗歌对我的重要意义。这本书我一直保存着。在战争的初期，我随一个演唱队到附近的村子里去演出，我朗诵《牛津英国诗歌集》中的诗歌。这本书至今仍放在我的身边。卫理公会也以赞美诗的形式提供了许多非常优美的宗教诗歌。
格兰瑟姆的宗教生活非常活跃，而且在泛基督主义盛行之前各派之间存在着竞争和敌视。镇上有３个卫理公会教堂；还有圣伍尔夫拉姆的英国圣公会教堂，按照当地的传说这是英格兰第六个最高的教堂；一个罗马天主教堂，就在我们家的对面。从儿童的角度来看，天主教徒的生活看来过得最为开心。第一次参加圣餐会的小女孩穿着镶漂亮花边的白色礼眼，提着花篮。我很嫉妒她们。卫理公会教徒要简朴得多，如果谁穿一件带花边的衣服，去教堂的老教友就会摇头并警告说这是〃走向罗马的第一步〃。
然而，卫理公会教徒虽然不穿镶有花边的衣服，但他们的生活也不像今天人们想象的那么枯燥无味。这个教派强调宗教的社会性和音乐，这两点足以使我享受生活的乐趣，尽管可能是以一种相当严肃的方式。星期天晚上我们的教友经常到我们家来一起吃冷餐；有时我们到他们家去。我很喜欢听大人们谈话，他们谈论的话题远远超出宗教或格兰瑟姆，包括国内和国际政治。卫理公会教的禁欲主义导致了一个预想不到的结果，这就是教徒们在吃饭上很讲究，常常花去很多时间。〃把饭桌弄好点〃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许多活动都是围绕着茶会或晚饭组织的。教堂也经常组织活动，不是为了活跃青年人的生活就是为了搞各种募捐。
坦率他说，卫理公会的各种活动，我最喜欢的是它的音乐。在主日学校周年纪念时，我们唱专门的圣歌。我总是翘首以待凯斯蒂温和格兰瑟姆女校的合唱以及演出前几个星期的彩排。我们教堂的合唱队尤其出色。每隔一年我们演出一次。节目有汉德尔的《救世主》，海登的《创世》或门德尔松的《伊莱贾》。我们从伦敦邀请专业人员来承担困难的独唱部分。我体会到，严格的训练和实践可以使潜在的音乐天赋得到开发。我们家参加了一个音乐协会，一年举行三四次室内音乐会。
我们家喜欢音乐，５岁时父母安排我去学钢琴，我母亲也弹钢琴。我弹得还不错，也很幸运，教我的老师很好，我在当地的音乐会上得过几次奖。我学琴用的钢琴是我的叔叔约翰·罗伯茨在北安普敦制作的。他还制作教堂用的风琴。１０岁时我去看望他，他在花园的一个谷仓式的建筑物里制作了两台钢琴，他让我用其中的一台演奏，我感到特别高兴。遗憾的是１６岁时我为了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不得不停止音乐课。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弹过钢琴，至今仍感遗憾。那时我们晚上在家里开音乐会，我弹钢琴，父亲（很好的男低音）和母亲（也是低音），有时还有朋友们，唱一些他们喜欢的老歌，如《圣城》、《失去的琴弦》以及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等人的作品。我童年时代最为令人兴奋的日子也许是１２岁那年我对伦敦的访问了。我在母亲的一个朋友的照料下乘火车到达国王十字架车站。斯金纳牧师和他的夫人到车站来接我。他们是我们家的朋友，负责在伦敦照顾我。伦敦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令人头晕目眩：国王十字架车站像一个巨大的人群熙攘的山洞；城市的其他部分令人眼花缭乱，呈现出一派工商业和帝国大都会的景象。我有生以来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他们有些人穿着印度或非洲的当地服装。交通车辆及行人之多令人兴奋不已，他们身上像是在发出某种电能。伦敦的建筑非常宏伟，也是令人兴奋的原因之一。由于被烟熏黑，伦敦的建筑呈现出一种黑色的宏伟气派，这使我不时想到我正置身于世界的中心。
斯金纳夫妇带我去了伦敦的主要景点。我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喂鸽子；我乘了地铁——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一次稍稍有些令人生畏的经历；我去了动物园，骑在大象背上；我被爬行动物吓得直往后缩…这可能预示着我与舰队街的关系。牛津街使我很失望，比我想象中的通衢大道狭窄得多；我朝觐了圣保罗教堂，约翰·威斯利皈依的那天上午曾在那里作祈祷；当然，我还去参观了议会和大本钟。这些地方确实不负众望。我还去了唐宁街，但我没有年轻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