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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说的：“每个音符都是真实存在着的，它们等着某人去给它们下命令。两个身处不同地方的人可以想到同样的音乐，这正是人类互相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例子。”
为写出协奏曲的结尾，朱丽给了奥利维耶一页纸——吊灯之外她从家里带走的唯一东西。他注意到这是某种作曲时的“备忘录”，她补充说，帕特里斯生前希望在协奏曲结尾写出让人能想到范登布登迈耶尔（即普赖斯纳本人）感觉的旋律。两人讨论着不同的音符和乐器，镜头迅速地在乐谱上划过，我们听见乐声响起（即如果那么写的话，旋律听起来可能会有的样子）。随后两人分头开工，继续完成协奏曲。她打电话告诉他，自己那部分已经完成，他可以过去拿走作品，但他拒绝了：奥利维耶知道自己写的结尾不如帕特里斯本可能写出的结尾那么有力，但这至少是他自己的作品。我们同时看见他和他在钢琴上的影子，通过这个画面，他分裂的身份被恰当地表现出来：他像一个忠诚的影子，替帕特里斯的作品收尾，但他同时也视自己为一位作曲家。（扮演奥利维耶的布努瓦·雷让长相和克日什托夫·彼埃西维奇惊人相似，这就为我们带来了一幅感觉不太好的画面：大师的合作者在大师死后试图完成他创造的东西。事实上，基耶斯洛夫斯基死后，他们继续完成他留下的《天堂》《地狱》《炼狱》三部曲剧本的情况也是如此。）
朱丽决定拿着自己写的乐谱去奥利维耶那儿，一滴意料之外的眼泪出现在她脸上。之后，透过玻璃窗出现的那场令人欣慰的激情戏，可谓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所有作品中最感人和最深刻的段落之一。被他贴切地评价为“庄严、宏大”的乐曲声，似乎将镜头从朱丽贴着玻璃的脸部带开，带向四个不同的方向。在十分个人化的“统一”中，协奏曲升起：来自《新约·哥林多前书》的合唱声：“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在蓝色基调的画面中，一只男人的手将响起的闹钟按停；我们以为这是奥利维耶的手，但事实上却是安托万的，他戴着朱丽的项链，一只手拨弄着上面的十字架。
第48节：三色：蓝（10）
流畅的镜头运动继续向右延续（跟随着安托万的目光），先后出现了两个朱丽母亲的影子，随后才直接出现她的脸。她闭起眼睛，护士从后面跑来。然后，摄影机又如同钟摆般开始缓缓向左运动：在夜总会，两个半裸的女人在向左旋转的圆形舞台上演出，镜头给出露茜尔的特写。镜头继续左移，我们瞥见与先前十分不同的另一种“偷窥”：全裸的肚子，然后是胎儿的b超图像，桑德丽娜出现在画面中，她微笑的脸出现在硕大的蓝色屏幕和一个小小的监视器之间。她平躺着，触摸监视器——令我们回想起片头朱丽在医院里的情景，回想起她触摸微型电视机屏幕的手指和屏幕里的放她女儿尸体的棺材。［8］
摄影机跟随桑德丽娜的目光向右移动，从眼珠里我们看到一处裸露的背部，然后镜头右移出现朱丽的特写。摄影机此时完成了360度的运动，拍到的东西包括安托万的圆形闹钟，夜总会的圆形舞台，桑德丽娜圆鼓鼓的肚子以及蜷缩在她子宫中的胎儿。这个段落从朱丽开始，也在她身上结束，让人感觉仿佛这些人现在已都成为她的一部分。音乐响起，带来一种可以被称为显形（epiphany）的效果：镜头将人物紧紧拥抱，作出补偿、表示原谅、暗示希望。她在一开始对奥利维耶说“他们拿走了一切”——指家里的家具，但也形容她当时的人生状态——而在最后一个镜头中，她已不再有这种被剥夺的感觉。［9］朱丽出现在窗后，仿佛全世界都已不存在，剩下的只有她的泪水；渐渐，画面开始被她所生存的这个外部世界在窗上的影子填满。影片结束，故事也实现了真正的完结：她完成了协奏曲，结束了自己的哀痛。
我们可以把《蓝》拿来和《无休无止》——基耶斯洛夫斯基第一次和彼埃西维奇以及普赖斯纳合作——做比较，它对在《无休无止》中提到的那些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拓展与修正。两部影片都由一个在公众和私底下都被人爱戴的男人的死亡开始，然后，绝望的妻子试图自杀，车祸出现在《蓝》的开头，也出现在《无休无止》的中间（或许会令人想起基耶斯洛夫斯基母亲的意外死亡）。两部影片都在窗户边结束，这窗户不仅仅是观众和银幕之间的门槛，也是生与死之间的门槛。《无休无止》里的乌舒拉从窗口远去，最终屈服于她想与丈夫鬼魂团聚的那种诱惑；而《蓝》中的朱丽却选择继续留在窗边，她的眼睛睁着。（剧本里说她此刻“无助地哭泣”，但基耶斯洛夫斯基选择用更加克制和有效的“一滴无声的泪水”来收尾。）她试过要“自由”的生活——没有回忆，没有欲望，没有工作或承诺——但最终却颇具讽刺意味地回到了爱情的怀抱，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己也承认，这与她追求的自由其实相矛盾。通过这一点，《蓝》反映出一种彼埃西维奇所希望强调的，对于悲观主义的拒绝，“最重要的东西是人的梦想和他们承受的痛苦”，但他也承认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悲观主义十分具有传染性，“所以我希望能拍摄主题更加清澈透明的电影，以对抗这种不断滋生出来的感觉——在我自己身上滋生，然后在观众身上滋生”［10］。
剪辑似乎是基耶斯洛夫斯基为实现这种更清澈透明的目的而采取的手段。雅克·韦塔（jacques witta）——《蓝》和《红》的剪辑师——在1997年巴黎研讨会上说过：“拍《蓝》时我们准备了三十种不同结构的版本，整部影片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最终它越变越短，用经济、省略的手法取代情节的铺陈展示。例如，剧本中朱丽给律师说了串数字那场戏——为的是让他将自己的全部家财存入一个陌生人的银行账号［11］——原本有很多解释，但在最终的影片中，朱丽只是说出了一个数字：它的来源成为一个谜。事实上，正是在剪辑期间，基耶斯洛夫斯基变成了真正的“作曲家”，像对待那些被他视作“本就存在，一直等着别人去给它们下令”的音符一样，重新对一条条胶片做出了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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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语
（小//说；网/
第49节：结语（1）
结 语
epilogue
帕维尔：人死后剩下什么？
克日什托夫：他做过的事情。
——《十诫，一》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世的最后几年中，他的论调越来越趋向于悲观绝望。有些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还有些则关于他自己。在1994年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他表示：“电影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在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电影有它的价值。因为当时大家都反对极权制度，即使是在电影接受严格审查的时期，我们说的故事大众都很容易理解。现在，观众已经不知道自己想要看什么，我们拍电影的也不知道自己想要说什么了。”他越来越厌倦电影的制作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选角和剪辑这两块除外：还是在那次电视采访中，他说写剧本是个漫长而又单调的事，寻找外景地显得沉闷乏味，而拍摄也很无聊。“我只怀念剪辑台。”他总结说。
观众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中得到享受，他自己却累得不惜告别这门艺术，这个矛盾很难调和。他曾对达纽西亚·斯多克说：“我拍电影是因为我真的别的什么都不会。这是我以前做出的一个差劲的选择……现在我意识到了，这是个错误的选择。这一行太艰难了：成本高，很累人，相比付出的努力，得到的满足感却少得可怜。”［1］《影迷》中菲利普拍电影时体会到的那种喜悦感此时已经荡然无存。制片人马林·卡米兹曾提到过，基耶斯洛夫斯基身上有种不断折磨着他的自觉性：“我知道他视《红》为他最好的作品，但这也给他带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他还能不能走得更远，继续拍电影是否只会是冒重复自己的风险。这也是我们对他的死所能提出的疑问。”［2］
第50节：结语（2）
基耶斯洛夫斯基对有组织的宗教从没有太多的兴趣，并且也从未公开表示过这方面的兴趣，但从他后期作品中却能看出一种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1994年戛纳电影节上有人称他为“道德家”，但他拒绝了这一标签；于是对方又问他能否算是“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