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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第二次醒过来，天已经黑了。索包尔在沉睡。我心里平平静静，想赶快回家。我穿上衣服，走出休息室。伊凡·伊凡内奇坐在他书房里的一张圈椅里，一动也不动，瞧着一个地方出神，大概我睡觉的时候他一直照这样呆坐着。
“真好！”我说，打了个呵欠。“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好象我是在复活节开斋以后醒过来似的。今后我要常到您这儿来。
告诉我，我妻子以前到您这儿来吃过饭吗？“
“来……来……来……来过，”伊凡·伊凡内奇喃喃地说，极力让身子活动一下。“上个星期六她就来吃过饭。是啊。……她喜欢我。”
略略沉默一忽儿，我说：
“伊凡·伊凡内奇，您说过我性情不好，跟我难于相处，您还记得吗？可是，应该怎么办才能改变这种性情呢？”
“我不知道，好朋友。……我是个没用的人了，老得皮肉发松，不会给人出主意了。……是啊。……那一回我跟您说那些话，是因为我爱您，爱您的妻子，爱您的父亲。……是啊。我快要死了，我何必瞒着您不说，或者说谎呢？我爽快地说吧：我十分爱您，然而我不尊敬您。是啊，不尊敬您。”
他回转身来对着我，喘着气小声说：
“要尊敬您是不可能的，好朋友。从外表看来，您倒象是个真正的人。您的外貌和气派很象法国总统卡尔诺⑥呢，前几天我在画报上看见过他，……是啊。……您谈吐不俗，人也聪明，官品很高，高不可攀，不过，好朋友，您缺乏真正的灵魂。……您的灵魂没有力量。……是啊。”
“一句话，我是个西徐亚人，”我说，笑起来。“不过，我的妻子怎么样？您跟我谈一谈我妻子的事吧。您比较了解她。”
我打算谈一谈我的妻子，可是索包尔走进来，把话岔开了。
“我睡了个觉，洗了个脸，”他说，天真地瞧着我，“我再喝一杯加罗姆酒的茶，就要回家去了。”
「注释」
①供吸干纸上的墨水用。
②拉丁语：复习是学问的母亲（求学贵在温习）。
③留里克，传说中俄罗斯国家的缔造者。在此借喻古代。
④东南欧突厥语系的古代民族之一 ，在此借喻“野蛮人”。
⑤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在南俄草原游牧的突厥语系民族，在此借喻“野蛮人”。
⑥卡尔诺（１８３７—１８９４），自一八八七年起任法国总统。
。。！
《妻子》七
七
这时候已经是傍晚七点多钟。把我们从前厅送到门外的，除了伊凡·伊凡内奇以外，还有几个农妇，那个戴眼镜的老太婆，几个姑娘和一个农民，他们流着眼泪，说了种种吉祥话。在那些马旁边，在黑地里，有些人提着灯站在那儿，或者走来走去，他们指点我们的车夫该怎么赶路，走哪条路最好，而且纷纷祝我们一路平安。那些马啦，雪橇啦，人啦，都是白的。
“他家里怎么会有这许多人？”我问，这时候我那辆三套马雪橇和医师的双套马雪橇正缓缓地驶出院子。
“这都是他的农奴，”索包尔说。“新条例①还没有传到他这儿。有些老仆人要在他的家里一直待到死；还有各式各样没处安身、无依无靠的人；又有些人硬要住在这儿，赶也赶不走。古怪的老头儿！”
又是马的飞奔，醉醺醺的尼卡诺尔的反常的叫声，大风，纠缠不已、飞进人的眼睛和嘴里和皮大衣的各处皱褶里的白雪。
“鬼支使我东奔西跑！”我想。我雪橇上的铃铛和医师的铃铛互相呼应，大风怒号，车夫们呐喊，在这种疯狂般的闹声中我想起这希奇古怪的一天的种种情形，这在我一生中要算是仅有的一次了。我觉得我真的疯了，或者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仿佛今天以前的我，如今在我看来已经成为陌生人了。
医师的雪橇跟在后面跑，他一直跟他的车夫大声说话。有的时候他追上我了，跟我并排赶路，仍旧天真地相信这在我一定很愉快。他请我吸纸烟，向我要火柴。或者。他一追上我就忽然在雪橇上站起来，挺起身子，挥动他那几乎比胳膊长一倍的皮大衣袖子，嚷着说：“快呀，瓦斯卡！赶过那个阔佬去！加油，小猫！”
医师那些“小猫”就在索包尔和他的瓦斯卡的幸灾乐祸的响亮笑声中冲到前头去了。我的尼卡诺尔生了气，勒住那三匹马，可是等到医师的铃声听不见了，他却抬起胳膊后，大喝一声，我那三匹马就发疯般猛追上去。我们跑进一个什么村子。眼前闪过稀疏的灯火和农舍的轮廓，有人喊叫一声：“嘿，这些魔鬼！”雪橇似乎已经跑了两俄里光景，那条街却还在往前伸展，看不见尽头。等到我们追上医师，两辆雪橇都慢下来，他就向我要火柴，说：“您来供养这条街上的农民吧！要知道，此地这样的街有五条呢，先生。站住！站住！”他嚷道。“拐弯到小饭铺去！我们得取一下暖，马也得休息一下。”
我们在一个小饭铺旁边停下来。
“在我住的教区里，这样的村子不止一个，”医师说着，推开一扇装着吱吱响的滑车的门，让我先走进去。“就是大白天来看一看，也还是看不到这条街的尽头，而且另外还有许多小巷，弄得人只有搔头皮的份儿。要出力都很难听。”
我们走进迎客的“正屋”，那儿有浓重的桌布气味。我们进门的时候，一个睡眼惺忪的农民从长凳上跳了起来。他穿着坎肩，衬衫没有塞进裤腰里。索包尔要啤酒，我要茶。
“想出力都很难啊，”索包尔说。“您的太太有信心，我佩服她，尊敬她，可是我自己的信心不大。只要我们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仍旧带有普通的慈善工作的性质，如同孤儿院或者残废院那样，那么，我们就只是在耍花招，蒙蔽人，欺骗自己而已。我们的态度应当实实在在，建立在计算、知识和公正上。我的瓦斯卡在我家做了一辈子工人，如今他那儿没有收成，他挨饿，得了病。如果我现在每天给他十五个戈比，那我是想借此恢复他原先的工人地位，也就是说我首先是要维护我的利益；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把这十五个戈比叫做赈济，补助，做好事。现在我们就来照这样谈一谈这种赈济。按照最起码的计算，每家五口人，每口人七个戈比，那么要养活一千家人，每天就得散发三百五十卢布。这个数字是由我们对那一千家人实实在在、义不容辞的态度所规定的。可是，我们每天不是给三百五 ，却只给十个，还说这就是赈济，补助，为此您的太太和我们这些人都成了好得出奇的人，引得大家为我们的人道主义喝采。事情就是这样，老兄！唉，要是我们少谈点人道主义，多算一算，想一想，而且本着良心对待我们的责任就好了！我们当中有多少这样富于感情的人道主义者呀，他们真心诚意拿着认捐单，挨家挨户地跑，可是他们的裁缝和厨娘的工钱，他们却扣着不给。我们的生活没有道理可讲，就是这么的！没有道理可讲！”
我们沉默了一忽儿。我暗自计算一下，说：“我想养活一千家人二百天。您明天来我这儿谈谈吧。”
我这些话说得很朴实，我自己觉得很满意。使我高兴的是，索包尔回答得更朴实：“行。”
我们付过该付的帐，走出这家小饭铺。
“我喜欢这样坐车赶路，”索包尔说，在雪橇上坐下。“大人，请您把火柴借给我用一用，我把我那盒忘在小饭铺里了。”
过了一刻钟，他那辆双套马雪橇落在后面了。在风雪的呼啸声里，听不到他的铃铛声了。我回到家，在我那些房间里走来走去，仔细考虑，尽量想弄明白我的处境。至于我该对妻子说什么话，我脑子里却一句也想不出，一个字也想不出。我的头脑不灵了。
我什么也没想出来，却下楼去找我的妻子了。她在她的房间里站着，仍旧穿着那件粉红色长衫，仍旧保持着那种姿势，仿佛要拦住我，不准我去碰她那些文件似的。她脸上现出困惑和讥诮的神情。看得出来，她听说我已经回来，就准备好不象昨天那样哭出声来，也不提出要求，也不为自己辩护，而只是嘲笑我，带着轻蔑回答我的话，采取果断的行动。
她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既是这样，那我们就分手吧。
“ natalie，我没有走掉，”我说，“然而这不是欺骗。我神志失常，衰老，病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总之，您爱怎么想，都随您。……我总算战战兢兢，战战兢兢地把原来的我摆脱了，我看不起他，为他害臊。不过，从昨天起，在我心里出现的新人，却不容许我走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