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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个钟头，我们到了火车站。一个胸前戴着号牌的铁路巡查员和车夫把我的皮箱抬进妇女候车室。车夫尼卡诺尔把衣襟塞在腰里，穿着毡靴，周身给雪弄湿，很高兴我出门，对我好意地微笑着，说：“一路顺风，大人。上帝保佑您路上平安。”
顺便说一句：大家都称呼我大人，其实我不过是个六品文官，是个少年侍从罢了。铁路巡查员说火车还没有从上一 站开出。我只好等着。我走到外面，由于一夜没睡而脑袋发沉，两条腿乏得几乎走不动。我毫无目的地往水塔那边走去。
四下里一个人影也没有。
“为什么我要走呢？”我问自己。“那边有什么东西在等我？
无非是我已经很久不来往的熟人啦，孤独啦，饭馆的膳食啦，嘈杂啦，伤我眼睛的电灯光啦。……我要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去？为什么我要去呢？“
再者，跟我的妻子一句话也没说就扬长而去，也未免奇特。我觉得我会弄得她莫名其妙。我临走应该对她说明，她讲得对，我确实是个坏人。
等到我从水塔那边走回来，站长已经从门里出来，以前我有两次把他告到他的上司那儿去。由于风雪很大，他竖起上衣的衣领，缩起脖子，走到我跟前，把两个手指头举到帽沿那儿，带着慌张的、勉强恭敬的、充满憎恨的脸色告诉我，说这班火车误了二十分钟，我是不是愿意此刻到暖和的地方去等车。
“谢谢您，”我回答说，“可是我多半不走了。请您吩咐我的车夫等一等。我还要考虑一下。”
我在月台上走来走去，暗想：我走不走呢？等到火车到站，我却决定不走了。在家里等着我的将是我妻子大惑不解的神色，也许还有她讥诮的笑容，外加楼上那种阴郁的气氛和我本人心神不宁的情绪。不过在我这种年纪，这总比两天两夜跟许多陌生人一起坐火车到彼得堡去，随时意识到我的生活对任何人和任何事业都不必要，一天天临近结束，毕竟要使人觉得轻松点，也多少亲切点。是啊，不管怎样还是回 家的好。……我走出火车站。可是，家里的人本来看到我出外，都挺高兴，如今我又回去，而且是白天回去，未免会扫兴。那么我不妨把这一天在邻居家里消磨过去，晚上再回家。
可是到谁家去呢？有些邻居跟我保持着紧张的关系，有些邻居我又根本不相识。我思忖了一阵，想起伊凡·伊凡内奇来了。
“我们到布拉京家去！”我在雪橇上坐下，对车夫说。
“很远呐，”尼卡诺尔说，叹了口气。“大概有二十八俄里，或者足足三十俄里哩。”
“麻烦你了，好朋友，”我说，从我的口气听起来，好象尼卡诺尔有权利不听我的命令似的。“走吧，劳驾！”
尼卡诺尔怀疑地摇头，慢腾腾地说，现在该换辕马才成，不是那种彻尔克斯式的，而是“庄稼汉”式的，或者“黄雀”式的。他犹豫不决地伸出戴着手套的手，拿起缰绳来，仿佛等我改变主张似的。他略微欠起身子，想一想，然后才挥动鞭子。
“一连串虎头蛇尾的行动，……”我暗想，把脸藏在衣领里，躲开飘来的雪。“我发疯了。得，随它去吧。……”尼卡诺尔来到很高很陡的山坡上，先是小心地放马下坡，可是走到半山坡上，马忽然不听使唤，飞快的奔下坡去。他怔了一下，抬起胳膊肘，用我以前从没听他叫过的撒野的和发狂的声音喊道：“嘿，咱们叫将军坐着快车兜风吧！要是你们跑坏了，将军会买新的，宝贝儿！喂，小心，把你们累死啦！”
直到这时候，雪橇已经跑得非常快，我都透不过气来了，才发觉原来他已经喝得大醉。大概他在火车站上喝过一通酒。
到峡谷底下，冰碎裂了，有一小块裹着马粪的硬雪从大路上跳起来，打在我的脸上，打得很痛。狂奔的马一口气冲上山去，跟方才下山一样快，我还没来得及向尼卡诺尔喊叫一声，那辆由三匹马拉着的雪橇就已经在平地上飞驰，窜进一个古老的云杉林，两旁高大的云杉把毛茸茸的白爪子向我身边伸过来。
“我发了疯，车夫喝醉了酒，……”我想。“这可真妙！”
我正碰上伊凡·伊凡内奇在家。他笑得直咳嗽，把头放在我的胸上，说出他一遇见我就必定要说的话：“您越来越年轻了。我不知道您是用什么颜料染您的头发和胡子的，应当给我一点才是。”
“我是来回拜您的，伊凡·伊凡内奇，”我撒谎说。“您别见怪，我是京城人，讲究礼尚往来，习惯成自然了。”
“很高兴，好朋友！我老糊涂了，喜欢面子。……是啊。”
从他的声调和他那快乐得微笑的脸上，我看得出我这次来访使他受宠若惊。在前厅，有两个村妇给我脱掉皮大衣，由一个穿红色衬衫的农民把它挂在衣钩上。我和伊凡·伊凡内奇一块儿走进他的小书房，有两个光脚的姑娘正坐在那儿地板上，看一本硬封面的画册。她们看见我们来了，就跳起来，跑出去，接着，立刻有个又高又瘦、戴着眼镜的老太婆走进来，向我规规矩矩一鞠躬，从长沙发上拿走一个枕头，从地板上拾起那本画册，走出去了。从隔壁房间里不断传来低语声和光脚走路声。
“我在等大夫来吃饭，”伊凡·伊凡内奇说。“他答应从诊疗所出来，就到我这儿来。是啊。他每个星期三都在我家里吃饭，求上帝赐给他健康。”他向我这边探过头来，吻我的脖子。“您来了，好朋友，那么可见您没有生气，”他喘吁吁地对我小声说。“别生气，亲爱的。是啊。也许心里不好受，可那也别生气。我在死以前，只求上帝一件事：让我同大家老老实实，和睦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是啊。”
“对不起，伊凡·伊凡内奇，我要把一只脚放在这把圈椅上，”我说，感到十分疲劳，不能正襟危坐了。我往长沙发的紧里面一坐，把一只脚放在圈椅上。我的脸遭过风吹雪打以后正在发烧，我的全身似乎都在吸进热气，因而变得瘫软了。
“您这儿真好，”我接着说，“温暖，软和，舒服。……还有鹅毛笔，”我看一眼写字台，笑着说，“撒沙器①。……”“啊？是啊，是啊。……这张写字台和那边一个红木柜子都是一个无师自通的木匠格列勃·布狄加给我父亲做的，他是茹科夫将军的农奴。是啊。……他在这一行当中称得上是大艺术家了。”
他无精打采，用快要睡着的人的声调对我讲木匠布狄加的事。我听着。后来伊凡·伊凡内奇走到隔壁房间，叫我看一个红木衣柜，这柜子特别好看，也特别便宜。他用手指头敲一阵衣柜，然后叫我注意看一个现在已经见不到的带画的瓷砖火炉。他也用手指头敲了敲火炉。那个衣柜、那个瓷砖火炉、那些圈椅、那些用毛线和丝线在十字布上绣成并且镶在结实而难看的框子里的图画，都发散出好心和满足的气息。
我回想当年我还是小孩子，常跟母亲到这儿来参加命名日宴会的时候，所有这些家具就已经按照同样的格局放在同样的地方，于是我简直不能相信它们有一天会不复存在。
我心想：布狄加和我有多么大的差别呀！布狄加制造东西首先注重结实牢固，认为这才是主要点。他对人类的长存赋予一种特殊的意义，根本不想到死亡，大概也不大相信有死亡的可能；可我呢，在我修建那些要存在一千年的铁路桥梁和石桥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这种东西不会永久存在。
……这种东西没什么道理。“如果日后有一位精明的艺术史家凑巧看见布狄加的柜子和我的桥，他就会说：”这是两个人做的，各有特色：布狄加热爱人类，不允许自己想到他们会死亡，会消灭，因此做家具的时候所设想的是不死的人；而阿索陵工程师呢，既不爱人类，也不爱生命，甚至在快乐的创造时刻也不觉得死亡、消灭、止境之类的想法可憎，所以，您看，他这些线条多么渺小，局促，胆怯，可怜。……“”我只给这些房间生上火，“伊凡·伊凡内奇领我看他那些房间，喃喃地说。”自从我妻子去世，我儿子在战场上阵亡以后，我就把客厅和大厅关起来不用了。是啊，……瞧。
……“
他推开一个房门，我看见一个大房间，里面立着四根柱子，放着一架旧钢琴，地板上有一堆豌豆。那儿有一股寒气和潮气。
“另一个房间里放着花园里用的长凳，……”伊凡·伊凡内奇唠叨说。“现在再也没有人跳玛祖卡舞了。……我就把房间锁上了。”
传来一片嘈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