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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天的抵抗力量就是建立在这种新民族主义的基础之上，由人民的现代化所导致的。何以历史不会重演，中国不会被征服，反会同化其征服者，其原因不仅在于日本不是那些属于其他世纪的满族和蒙古族，而且在于中国已不复为一个古老的、一盘散沙似的古老民族那样容易地为满族和蒙古族所征服。目前的抗日基础不是中国政府，也不是中国军队，而是中国人民。而今日之中国人民，在其性格、观点、社会态度、大众觉悟等方面，都殊非30年前之可比。
事实上，我们愿意保护自己的旧文化，而我们的旧文化却不可能保护我们。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11世纪米芾精妙绝伦的绘画和苏东坡炉火纯青的诗篇皆不足以阻止半世纪后金人对北部中国的入侵，宋徽宗的绘画艺术也不能保障在他作为野蛮侵略者的人质时幸免于死。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成熟的艺术和哲学非得要与一个民族政治上的繁荣保持一致。即便拿破仑仰慕歌德，并不意味着歌德的德国就不会沦陷在拿破仑的铁蹄之下。历史记载了粗俗野蛮的汪达尔人颠覆了开化或许可以说是颓废的罗马。19世纪西方对中国入侵之时，中国自身正值腐朽的周期。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述，18世纪乾隆皇帝统治下的昌盛之景已为昨日黄花。人口过剩和贫穷导致了此起彼伏的骚乱，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席卷了半个中国，官场业已病人膏盲。一个世纪前乾隆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无论是在交通，在公众事业还是人民的一般生活水准方面，都要比当时的英国强得多。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相比，中国已经是一派可怜景象了。她完完全全处于道德沦丧、经济衰微的状态。成立于1911年的中华民国继承了这个遗产，旧的价值观念刚刚消失，新的价值观念还未能取而代之。在皇朝统治崩溃之时，庞大的民国也被自身的重量所压倒，被军阀割据和统治各省的土皇帝所取代。西方的民主统治者惧怕人民，中国君主制度下的军阀统治者还敬畏皇帝，但是现在这些军阀统治者既不必敬畏皇帝，也不必惧怕公众舆论。如果日本像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时那样置西方势力于不顾，早在民国初期的10年内就对中国发起进攻，那未中国早就被征服了。
回顾四十年来现代中国在精神上的变迁，你就不能对大众觉悟所带来的好处视而不见。用西方进步的尺度来衡量，下列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学校和学院的纷纷设立，书报发行量的稳步增长，公路和铁路的飞速发展，妇女解放和妇女参与政治，统一的民族语言普遍流行，“厘金”税的裁撤，财政金融的巩固和加强，腐化堕落逐步得到铲除。最重要的是，人们有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充满希望，不遗余力，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有迫不及待地重建家园的愿望。北京政权与南京政府相比，在国家财政管理上的差别是再大不过的了。北京政权经常拖欠其官员、教师和外交官的薪水，每月都有花招；而南京政府却能投资成千上万到公众建筑、广播电台、码头、卫生检疫船、体操房、体育馆、公路和铁路，单是科学研究一项，每月就要投资10万美元。
这种进步无疑要归功于存在了10年之久的稳定政府，但是归根结蒂是得之于西方影响的渗入所给人的启发。新一代受过西洋教育的金融家和大学教授取代了北京政权里的旧式官吏。有一段时间，我能够在南京内阁成员里数出3 位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一个地理学教授，一个经济学教授，两人都曾留学德国；另一位专攻教育学的校长和教授，早年留学美国。崭新的一代意味着崭新的观点，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要归功于人的现代化，最终归因于民国建立27年以来时间的流逝。
人们完全意识到所谓进步或许不过是幻想而已。学院和学校的纷纷设立，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有了比过去受过更好教育的一代青年；妇女的解放，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姑娘们比古代幽居深闺的小姐要有出息；现代豪华的享受和娱乐，并不意味着现在的男女青年就能比过去的人玩得更尽兴；一个个豪富之家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它有权利瞧不起那些旧时期的达官贵人；新宪法禁止重婚，并不意味着那些骄奢的中国人不能像西方人那样拥有情妇；工厂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工人有比古代工匠更好的待遇，日子就能过得富裕一点。
看来现代的工业主义会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总的来说，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社会变革，几乎是刚刚开始迈开顺应新潮流的步伐，贫穷随处可见，农村一片混乱，广大内地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不断出现。这些都提醒我们，我们还远未走出莽莽丛林。然而，如果中国想要变得现代化，她必须调整自己去适应现代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切内涵。我已经指出，中国的现代化绝不是去傻瓜的天堂度假。
我大自信于中国的种族性格和民族遗产，所以并不担心它们将来会失去。民族的遗产，不过是一套道德和心理素质的体系，是活着的、能动的东西，表现为在一个新环境下对生活的某种哲学态度和对生活的反应与贡献，应该勇敢地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现代世界有一个精神体系，现代文化是全世界的共同遗产。无论是科技、医药、哲学、艺术还是音乐等各方面，中国都不可能游离于全世界的共同遗产之外。她正是坚定不移地用现代文明来不断地充实自己。不少人认为中国将由此而牺牲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遗产，这实在是个错误的观念。相反，我认为现代化会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驱向于更加新鲜和伟大的发明创造活动。坦率他说，在民族性格问题上，我并不焦虑。
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都参加了现代科学文化的建设，却并未失去其各自的民族性格，何以见得中国就非失去不可呢？不同的民族都为全世界共同遗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比如德国在音乐和科学方面很有成就，法国在艺术和文学方面颇有造诣，英国在民主体制方面有其独到之处，美国在科技的高度完善和大规模商业、企业效率的提高方面卓有成效，但这些贡献都必须基于文化的统一之上。现代医学既不是德国的，也不是法国的，更不是美国的，医学科学只有一个。如果中国人的性格是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那未，他们会用自己的力量来为知识的共同积累作贡献，从而维护他们自身。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也就一文不值了。一个民族的性格仅仅意味着某种精神状态，某种心理和道德上的财富，它们能够在任何境况下显示其自身。一个富有生机的民族精神应该促使人们去创造、去生产，它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死板的、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应该被涂上防腐剂保存起来的东西。一个民族的遗产并非博物馆内收藏着的碎片。中国的历史已经表明中国文化具有旺盛的不寻常的生命力，任凭各个不同时代政治上的冲击，它都没有失去其自身的连续性。……（本章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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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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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不是这样的进步和现代化在理论上合乎不合乎需要，因为如果中国想成功地使自己适应新的世界环境并幸存下来，那未现代化就势在必行。目前的形势使我们坚信今天最紧要的问题是：现代化是否已充分实行，以给我们的新民族主义注入内在的活力，以便去抑制、耗损、最终征服残酷无情的日本战争机器。对中国来说，现在不是从女神那里挑选聪明的礼物：和平或进步的时候。欧罗巴女神扔给旧中国的那些不祥的礼物也不是以这种简单的形式出现的；她给中国一种选择，要么是和平十奴役，要么是进步十战争。中国选择了后者，即所谓新民族主义，这就是西方的礼物。
新民族主义是来自现代世界的礼物，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见的全民抗日，它与我们以往所知的爱国有所不同。确实，这种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人所共有的、保卫自己的家园免受外族侵略的古老的种族本能之上。这种本能，对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强烈自尊心的民族来说，自然更力强烈。然而，单是对自己的祖国或民族抱有一种单纯的感情、单纯的爱是不够的。在历史上，蒙古族和满族入侵的时候，这种感情与爱井没有能证明自己。爱国主义之于孤立主义的古代中国而言，是件奇怪的东西。中国是一个王国、一种文明、一个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