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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照顾着我们大家，可有谁照顾她呢？她永远疲劳不堪，眼睛周围是深深的黑圈。
我努力尽快地长大，好担起我的一份担子。一开始蔡兹年纪太小，不明白在发生些什么事。我尽我所能不让他了解真相，归结起来其实就是把他和爸爸的接触减到最少。
我10岁时对妈妈建议说，为了减轻她的一些压力，我退学去找点活干。她大笑起来，由衷地觉得又有趣又感动。但是她解释说，法律要求儿童接受教育，至少要到16岁。而且不管怎样，她希望我能上大学。
“那么，你能不能至少教教我怎么给大家做晚餐？这能给你帮点忙，对不对？”
她向我俯下身来，把我紧紧搂住。
不到一年，我得到了这份差事。
“向厨师致敬。”我第一次努力之后父亲快活地说。
这让我起鸡皮疙瘩。
每当父亲晚餐时“心情好”，他就会详细地讯问蔡兹和我关于学校的功课和社会活动的情况。这总让我们感到特别别扭，所以我就想到扭转形式的一招，鼓励他谈谈他自己那天写的东西。因为，即使还没有写在纸上，他也会仔细考虑过他的题目——“英雄之概念”——说出值得一听的想法来。
确实，多年以后上大学时，我的一篇比较阿基里斯①和李尔王②的论文得了a，那篇文章几乎和父亲那些较为令人感奋的一次夜课中的内容一模一样。
①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除了脚跟外，全身刀枪不入。
②李尔王，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的主人公。
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看到他曾经一定是个多么能激励人的老师，后来我开始懂得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逃避了生活。然而，作为一个研究世界文学的所谓专家，经典巨著的伟大使他胆怯，最后放弃了创作任何有价值的作品的希望。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浪费啊。
弟弟年纪不大时就已经意识到我们家与众不同。
“他为什么不像别人的爸爸那样去办公室上班？”
“他的办公室就在他的脑子里。难道你不明白吗？”
“不明白，”他承认道，“我是说，他的脑子付给他钱吗？”
这孩子开始让我心烦了。
“闭上嘴，要么去做功课，要么就削土豆。”
“为什么要你来对我发号施令？”他抱怨道。
“我猜是我运气好。”没有必要对他说出他不得不靠我做代理爸爸这件事在我心里产生的负罪感。
当炉子上炖着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炖着解冻食品的时候，我会挤出半个小时练钢琴。我欢迎这种逃遁。
现在想想，在那些年里如果能有时间参加体育运动就好了，因为我有时觉得，没有和迫而本的少年们在运动场上浑身臭汗中结了友谊是个遗憾。不过上中学以后，我在一切集会场合演奏，是唯一一个能和运动好手们竞争最漂亮的姑娘的人，这也是种补偿吧。
钢琴是我统治下的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在那里我是个至高无上的、孤独的君主，它是无法形容的——几乎是肉体上的——快乐的源泉。
在我们家，晚餐通常用不了多久——吃通心粉和奶酪能要多少时间？吃完最后一口，父亲就消失了，留下对菜单的一句夸奖，让儿子们去清理厨房。
蔡兹和我收拾完餐具之后，就在桌旁坐下，我辅导他算术。
他在学校里遇到了问题，看来是不服管教，注意力不集中。他的老师波特先生已经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了。这封信让父亲给截住了，信的内容使他非常愤怒，决定亲自处理此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蔡兹？”
“没事，没事，”弟弟申明道，“那家伙和我过不去罢了。”
“啊，”父亲说，“我猜就是这么回事。一个傲慢的市侩。看来，我得去趟学校，让他明白明白。”
我拼命想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不，爸，你不能去。”
“对不起，马修，”他眉毛一扬冲着我说，“我还是这个家的一家之长。事实上，我想明天就去见这个波特先生。”
我担心极了，妈妈很晚从医院回来时我把这事告诉了她。
“啊，老天，”她呻吟道，显然觉得毫无办法，“咱们可不能让他这么干。”
“你怎么拦得住他呢？”
她没有回答。但那晚我正在自己房间里学习的时候，蔡兹穿着睡衣走了进来。他打手势让我别出声，到楼梯平台上去。
我们像木筏上的两个飘泊者那样站在黑暗之中，听着父母在激烈地争吵。
“看在老天的分上，”妈妈生气地抱怨道，“事情已经够糟的了，别再火上加油了。”
“我是他爸爸，见鬼。这个白痴和他过不去，我不能让他这么做。”
“我可不觉得事情像蔡兹说的那样。反正，让我来处理吧。”
“我已经说了这事我来管，乔安妮。”
“我觉得最好还是让我来，亨利。”她坚决地说。
“可以问问是为什么吗？”
“请你别让我明说出来。”
一阵遏制下的沉默。然后我听见父亲的声音变得关切起来。
“你看上去累了，乔安妮，干吗不坐下，让我给你弄杯东西喝？”
“别！”
“我是指喝杯可可。见鬼，至少我还能做这点事吧。”
“不用，亨利。”她断然说道。终于，她的无比辛酸淹没了她对我们的爱的堤坝而稍有流露。“恐怕你最多也只能做这一点了。”
在迷漫于房屋每一个角落的孤寂中，当小弟弟抬头看着我寻求支持时，我几乎只能看清他脸的轮廓。
这一次，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四章
第二天，西尔维亚和我整天都是哈欠不断。整个上午弗朗索瓦都企图捕捉住我的目光，但我都巧妙地躲过了他的眼睛。让他得出令他感到高兴的随便什么结论吧。
至于达历山德罗大夫嘛，她又回复了女教师般的伪装，一点口风也不露。
我觉得看见她偷偷向我笑了一笑，但这也可能是我一厢情愿的希望。我等不及地想要和她说话。
来讲斑疹伤寒的客座教师，著名的萨尔贝特里医院的让·米歇尔·戈特列布大夫专门研究“古老的疾病”——那些大多数人认为早已从地球上消灭了的病，比如说天花、鼠疫或麻风病。但在非洲和印度，仍有成百上千万的人患这些病。
不仅如此，他和蔼地提醒我们说，就在我们舒舒服服地在巴黎聊天的时候，世界上得结核病的人数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
如果我曾对自己参加国际医疗队的决定有过任何怀疑的话，那么戈特列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雄辩性的再肯定。我以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医生，但我一辈子还没有医治过一个天花病例。我在美国医治过的最穷的、靠福利救济看病的病人也都进行过预防接种。而且，除了一对危地马拉来的非法移民夫妻的婴儿之外，我还没有见过别的小儿麻痹症患者。
《独立宣言》可以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在世界上，可悲的事实是，除了工业化国家之外，我们的星球上有无数最贫穷的人得不到人的最基本的健康权。
我认为，正是这一点使我对于有可能在第三世界使用我的技术感到如此地骄傲。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治好在过去会因缺乏医疗而死亡的病人，而且还能带去预防接种这样的预防性医疗的奇迹。这是被从詹纳①到乔纳斯·索尔克③等科学家在百年间发现而至今尚未应用于他们的技术。
①詹纳，爱德华·詹纳（1749…1823），英国医生，牛痘接种法的首创人。
②索尔克（1914…），美国医生，医学研究者，成功研制出小儿麻痹症疫苗。
在被缩得特别短的午餐时间里，西尔维亚和我没有加入到那些围着戈特列市打转的。勤奋好学的、要把他挤干的人群之中。
“报告听得过瘾吗？”
“非常过瘾，”她微笑着说，“幸亏昨晚我是和一个对斑疹伤寒的最新研究十分了解的年轻医生一起度过的。”
我正要问她今晚有什么打算时，弗朗索瓦已把教鞭在地上敲得砰砰直响，命令我们马上继续工作。
这样，我便只好整个下午忍受着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细菌，直到得知自己命运的时刻的到来。
戈特列布教授5点整时结束了报告，祝我们大家好运气。
我正整理着一整天记下的一大堆笔记时，西尔维亚走上前来，很随便地把胳膊往我肩膀上一放，问道：“你今晚给我弹琴好吗？我保证弹完琴以后一定学习。”
“有一个条件，”我提出要求道，“中间我请你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