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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作为光彩婚姻的装点，她和丈夫一起出现在照片上，却似乎总是故意在他生活的边缘上生存着。对比而言，尼科可是个出头露面多得多的人。
他巨大的跨国公司——米兰汽车制造公司——除了是意大利最大的汽车生产商之外，还经营建筑、炼钢、保险和出版事业。
在各个时期报刊上都出现过传闻，把他和这个、那个年轻女人联系在一起。当然他们的相片都是在一些慈善活动的场合照的，因此也许只是猥亵的猜测。不过名人总是招人议论的。我在自己领域中的成就足以使我了解这一点。
无论真相如何，这点暗示对于我那干柴般的感情就像是根点燃了的火柴，我宁愿去相信记者的含沙射影，并把那位大教授记录中所说的焦虑归咎于她丈夫的移情别恋。
我强迫自己读下去。
她的病毫无道理地拖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文吉阿诺才认真对待，把她送到伦敦一位具有国际声誉、姓名前冠有“爵士”称号的神经病学家那里去。
不错，他发现了肿瘤，但断定已经无法手术治疗。确实，即便是技术最高超的一双手，也无法在操作极小的显微外科器械时不造成严重的损伤，或者更可能的是，造成她的死亡。
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招。我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不错，我开创的基因技术曾经多次通过复制缺损修复后的脱氧核糖核酸成功地逆转了肿瘤的发展。
然而，现在我第一次完完全全地懂得了为什么医生不该给亲近的人治病。我突然感到自己没有把握，对自己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要去治疗一个你爱的人，会使你痛苦地感觉到自己犯错误的可能性。
我不愿西尔维亚成为我的病人。
装着病历的封套到我手里还不到一刻钟，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好吧，希勒先生，你认为怎样？”
“对不起，我还没有时间把全部病历看一遍呢。”
“难道看一眼她最近的扫描还不能告诉你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吗？”
显然他是对的。我心想，他也许是不愿让我从病历中读到太多的细节。他是不是怕我会责备他没有更快地采取行动？（我确实有几分责备他。）
“里纳尔迪先生，恐怕我同意你伦敦的医生的意见，这类肿瘤是无法治愈的。”
“除非你来治。”他固执地反驳道。我猜我就等着他这么说呢。
“你今天能给她看吗？”
我思考着看了一眼日志。下午已经排得满满的了，四点半还有个研讨会。我明知自己会答应他的要求，干吗还要去看这么一眼？（坦白地说，事情发生得这么快，我倒觉得很宽慰，这样我就不会在期待中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了。）
“两点钟怎么样？”
可是我大大高估了尼科领情的能力。我该猜到他会尽力取得更好的结果的。
“其实我们的住所离你那儿只有几分钟的距离。我们马上就可以到那儿。”
“好吧。”我叹了口气同意了。赶快了结了也好。
几分钟以后，秘书用蜂音器通知我，里纳尔迪先生和夫人到了。
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几秒钟后，我办公室的门就会打开，回忆就会如洪流般涌人。在见到她以前，我的呼吸都停止了。
然而我先看到的却是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神情专注，前额已开始秃了。他沉默地点点头和我打过招呼，然后像是第一次引见般地介绍了他的妻子。
我凝视着西尔维亚的脸。起初我感到岁月似乎丝毫也没有改变她。她的眼睛仍然是同样的黑色的火焰，尽管这对正故意躲着我的目光。我无法解读她的感情，但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是有了什么不同。
也许这只是我的想像，但她脸上有一种与疾病无关的厌倦和难以名状的忧伤神情。在我的心目中，这是生活得并不幸福才有的表情。
我局促地走上前去和她丈夫握手时，轻声对西尔维亚说：
“很高兴又见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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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一）
ｄａｕｅｅｎｇｉａｏｕｏａｎｇ
1978年春
第一章
指定集合地点是巴黎。我们之中能经受住一开始的拷问和随之而来的严酷训练的人所得到的报答，就是被派到非洲去拿我们的生命冒险，并且希望能救别人的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芝加哥以东的地方。
飞机在破晓时到达巴黎。在1万英尺之下，城市正开始醒来，像一个丰美的妇人在黎明的曙光中拂去惺松的倦怠。
一个小时之后，我把行李在机场寄存好，蹦跳着出了地铁，来到了圣日耳曼德普雷的中心，那里震响着交通高峰时的具体音乐①。
①具体音乐，一种将自然音响录制后加以剪辑而成的音乐，此处指喧闹声。
我紧张地看了一眼手表，只有15分钟了。我又最后查了一遍街道图，然后像疯了似的向位于圣父街的国际医疗队总部跑去。那是一幢峻拒革新的古建筑。
我跑到总部时满头大汗，但是没有迟到。
“坐下，希勒大夫。”
暴躁的宗教法庭庭长式的审问者弗朗索瓦·佩尔捷长得和堂吉诃德①简直一模一样，连那一小络胡子也不例外。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衬衫，几乎一直敞开到肚脐眼。还有就是那根垂在干瘦的手指间的香烟。
①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名作《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下文中的桑丘·潘沙为其仆人，杜尔西内娅则是其心目中的情人。
再般配不过的是，他身旁一边坐着一个正在歇顶的桑丘·潘沙式的人物，在往一本拍纸簿上使劲写着什么，另一边坐着一个30刚出头的胖胖的荷兰女人（是杜尔西内娅吗？）。
从口头审查一开始，就可以明显感到弗朗索瓦对美国人气不顺。他认为从核废料到高胆固醇等一切人类的坏事都应由他们负责。
他连珠炮似的向我提出充满敌意的问题。一开始我有礼貌地、在行地回答着，但当我意识到这种问题没完没了的时候，回答便开始带上了挖苦的口气，心里琢磨着回芝加哥的下一次班机不知什么时候起飞。
几乎一个小时以后，他还在就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盘问我，譬如说，越南战争时期我为什么没有把征兵卡烧掉？
我的回答是反问，当法国人在我们之前在越南打仗时，他有没有烧掉他的征兵卡？
他很快改变了话题，我们继续着令人不快的相互炮击。
“希勒大夫，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埃塞俄比亚在哪儿？”
“请不要侮辱我的智力，佩尔捷大夫。”
“如果我告诉你，我面谈过的另外三个美国人认为它在南美洲呢？”
“那么我就会对你说他们是些笨蛋，你压根儿就不该跟他们费劲。”
“两点都说对了。”这时他一跃而起，开始走来走去。突然他停了下来，转身连珠炮般说道：“设想一下你是在一个破败的野战医院里，在非洲荒无人烟的地方，远离你所熟悉的任何文明事物。你怎样保持不失去理智？”
“巴赫①。”我眼睛都没眨地回答道。
①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出生于音乐世家，其四个儿子也均为作曲家。
“什么？”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或者他的任何一个亲属都行。我每天一开始都是先来50个俯卧撑、50个仰卧起坐和两三个振奋精神的变奏曲及赋格曲。”
“啊，不错，从你的履历表上我看得出来你还是个不错的音乐家呢，可惜我们的诊所里不包括钢琴。”
“那没关系，我能在脑子里演奏，照样感到很兴奋。我有个练习用的键盘可以带上。它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它能保持我手指灵敏，同时音乐能保持我心灵健康。”
那天上午我似乎第一次让敌意的电流短了路。他现在还可能向我扔出什么样的石头？我的头脑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
“好，”他沉思道，一面上下打量着我，“你还没有垮。”
“听起来你很失望呀。”
弗朗索瓦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又问道：“那么肮脏、饥饿和可怕的疾病呢？”
“我一年的实习都是在最恶劣的条件下过来的。我想我能经受住任何可以想像的可怕的医疗场面。”
“麻风病呢？天花呢？”
“我得承认在密执安州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两种病的具体病例。你是不是想撵我走？”
“有点儿。”他不得不承认道，一面密谋似的向我更近地弯过身来，送过一阵特别难闻的烟味。“因为如果你会被吓跑，那么在这里跑要比在非洲中部跑好得多。”
这时，那个荷兰女人决定要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