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低头看看键盘。突然，我仿佛站在了墨西哥令人头昏眼花的悬崖之上，那些吸引着冒失鬼去冒生命危险的悬崖。我仿佛站得如此之高，光是看一看那黑白琴键就使我感到眩晕。我的心跳加快，我慢慢从悬崖边后退开去。
“对不起，”我咕哝道，“我手生了。”尽管我极想逃跑，我还是强迫自己出于礼貌尽可能呆得长久一些。她继续说着话，可是我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时机一到我就溜了。
回到医院时已经有口信在等着我了，是房地产经纪人留的：“不论你出什么价买她的单元房，奥斯特莱谢太太愿附送钢琴。在他们把她送到疯人院之前赶快抓住这机会。”
没有一个词能确切地把噩梦的反面意思表达出来。“白日梦”不怎么合适，因为我是在那晚睡着以后享受到这种几乎是肉体上的狂想的。
我坐在奥斯特莱谢医生的钢琴旁。房间里幽暗无声。时间很晚了，只有我独自一人。我开始弹奏。非常轻松，就像呼吸般毫不费力。我从简单朴实的《c大调序曲》弹起，自然地依次弹了《平均律钢琴曲》，变奏曲，奏鸣曲，无懈可击地弹完了《赋格曲艺术》。然后，我又开始弹《c大调序曲》，无休止地重复着大师那一整套钢琴曲。
我的身体和灵魂完全浸沉在爱之中，我不仅再一次弹奏音乐，我是和音乐再度结合在了一起。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
这时，我醒了。如果梦中的欢乐是强烈的，现实的痛苦就更强烈了。我现在肯定无疑地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在那架钢琴上弹奏了。
第二天上午，我给奥斯特莱谢太太打电话，感谢她同意把公寓卖给我，特别感谢她慷慨地提出送给我钢琴，但很遗憾我无法接受。她很有礼貌地答复说她能理解，但听得出来很伤心。
就这样，我于6月从波士顿搬了过来，那时黄昏还不太热，足以吸引慢跑锻炼的新手。
我甚至找到了一个清洁女工来给我收拾满地扔着的袜子和护腿，弄出些整洁的样子来。我常常回家看见她给我留下的富有营养的晚餐，可以放在微波炉中加热后吃，同时还附有一张这类责备性的条子：
亲爱的医生，健康是从家里开始的。你的玛丽·贝斯
根据合同，我有两个实验室助手，他们毫无疑问地加速了我工作的进展。我每周有3个下午从事小儿神经科的治疗。尽管很遗憾，我主要处理的都是些除了提供诊断外已无法进行治疗的病人，但我仍很高兴能和小病人直接接触。这也起了提醒我为什么要从事我所进行的研究的作用。
到80年代末，基因工程终于产生了一些具体结果。我自己的情况是，我开发出了一种技术，可以激活一个特殊的t细胞杀手，它能摧毁老鼠体内的某些肿瘤。
我的生活也并不是只有工作没有娱乐。我是说，至少一年一次，我会到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去，如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檀香山、东京等（我的同事们确实知道如何选择开会地点）。而我非去不可，因为我已是会长了。
在那些年里，这些活动给我带来了还说得过去的社交生活：偶尔的短暂的浪漫。我认为其中有些女人是有可能发展的，但我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不论她们有着怎样的天资和性格，她们不是西尔维亚。
我们当时都有一种紧迫感。弗伦奇·安德逊，我们这个领域中的先驱者之一，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大家的这种感觉：“问一问只能再活几个月的癌症病人，问一问肉体正在枯缩的艾滋病人……这种‘紧迫’来自对需要帮助的同胞的出于人性的同情。”
但如果我们这个分支在医疗上真要想起飞的话，还得华盛顿官方有勇气允许我们在人的身上进行我们治疗方法的试验。
这里牵涉到各种各样的道德和医学问题。认为这是对上帝的工作的干预的想法是一种从教义出发的反对意见。还有正常的担心，说如果人体内至少有着10万个基因，那也许可能错误地激活了不该激活的基因，从而造成某种异常赘生物的噩梦。
然而，直到我们能在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内找到什么人愿意从信仰上来个飞跃，我们的斗争就将一直是一出没有结局的戏。慎重的小组委员会总能设法逃避这个问题，直到把它变成学术问题，也就是说，病人死去了。得有人去强迫他们在还有一点时间的时候让我们干预，于是这就成了我的任务。
我是在乔希·李普顿快死时遇见他的，他是个可爱的、头发乱乱的11岁男孩，从休斯顿转来前已经用化疗、放疗和手术对他那无情地生长着的延髓肿瘤进行过治疗，但都没有效果。现在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星期了。
尽管医疗科学的箭袋中的每一支箭都为他用过了，乔希和他的父母仍在斗争。他牢牢地紧抱着生命不肯松手，他的父母继续寻找着其他可能的方法，甚至不惜到墨西哥河对岸的“绝望者诊所”去打听他们的异端疗法。
我决定向华盛顿请求特准处理。我请两位国际闻名的专家提交了宣誓证词，说明一切已知的医疗手段已无法帮助这个男孩。既然已不会造成进一步的痛苦或伤害，他们敦促政府的头头们允许我们试用我的方法，这个方法成功地——至少在实验室中——遏制了肿瘤的生长。
当政府官员们道貌岸然地讨论和争辩之际，乔希的生命正在迅速衰竭下去。一天傍晚我给他做了检查，意识到在这无尽无休的文件旅行中的下一份文件将会是他的死亡证明。
尽管我不认识委员会的主席斯蒂芬·格拉宾纳博士，我还是直接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明情况：
“你是不是要我在他的葬礼上宣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他治疗的批准？见鬼，你们认真点，好不好，博士？冒一下险吧。是我的脑袋有危险，不是你们的。”（其实是乔希的脑袋，但在这类激烈的斗争中，病人常常会发现自已被推到了次要地位。）
电话线的那头似乎有了点反应。心灵唤醒了理智，理智唤醒了意志。
“明白了，希勒大夫。我来看看能不能在周末召开委员会。”
奇怪的是，在有些重大事件上你记住了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1991年3月14日星期四凌晨将近3点钟，我们坐在实验室里正要开始品尝一种新的佳肴，我特地从北风餐馆定来的熏鲑鱼比萨饼。这时，电话铃响了，找我。我斗胆想道，半夜这个时候打电话不可能是小事。
“嘿，马修，我是斯蒂夫·格拉宾纳，对不起这么晚给你打电话，可是我知道你不会愿意我等到天亮的。我就不拿细节来烦你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同意你进行一次这种治疗，不得重来。明天上午我把同意书给你传真过去。”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格拉宾纳博士，斯蒂夫，你叫我说什么好？”
“啊，”他既轻松又疲倦地答道，“你可以说你绝对可以肯定这不会变成一件恐怖的事。”
“哎，我没法儿说这种话，你是知道的。”
“所以我要去喝上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上床睡觉。晚安，老伙计。”
当我迅速列出要叫醒的工作人员的名单时，疑虑和不安开始袭上心头。我承担了把一个人的生命带上未知航程的责任。尽管乔希的父母已向我保证他们不抱幻想，但一想到我的失败会给他们造成怎样的痛苦，我仍然觉得受不了。
时间太宝贵了，我给乔希病房的值班护士打电话，让她把乔希的父母立刻叫来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她回答说李普顿先生和太太已经在儿子的病房里了。
由于强烈地意识到每一粒沙子正不停地从沙漏中漏下，我冲过院子，跳上电梯。今晚电梯上数字变动之慢令人痛苦。
到达乔希的楼层后我冲向他的病房。芭芭拉和格里格·李普顿已经在走廊里等着了。他们的高兴实在是为时过早，让人不安。
“啊，希勒大夫，真是个好消息。”芭芭拉激动地说。
“谢谢你，大夫，”父亲比较清醒地说，“你给了我们又一次机会。”
我知道自己最困难的任务是保持信心而又不完全排除疑虑。这很微妙，但我必须这样做。他们和我一样必须有失败的准备。
孩子已经醒了，我们友好地交谈了几句。我的高级实验助理里萨在准备器械。
我问小病人他知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爸爸说这是又一次击球，是种新药什么的。”
“不是药，”我解释道，“只是我想出的一种办法，把你血液中的细胞重新安排一下，好让它们回到你的身体里去把肿瘤永远吞灭。”
他睡意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