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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一把抱住了我。
虽然我一再抗议说我很健康，很有劲，他还是非要替我把包提到车子边。但他最慷慨的行为是为了尊重目前我那来自瑞士的纯净的肺，忍着没有吸烟。
一路上他几乎对我讲述了所有的事情：人事的变化，甚至连我离开期间发生的最小的事也一件不落。他一次都没有提到西尔维亚的名字，简直是场使出了浑身解数的出色表演。
正如那晚其余的时间证明的那样，她是彻底地、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从所有人的词汇中给抹去了。
“我们很想念你，”令人惊奇的是，弗朗索瓦的口气中没有了往常那带冷嘲的幽默，“只有当你不在这里以后我才意识到你的价值。”
“不管怎样，”他拍了拍我的大腿说，“你回来以后我们就满员了。我设法把候补的那个澳大利亚人弄来了。”
“他怎么样？”
“作为一名医生他是第一流的，作为一个人却是零。显然，传说在大洋洲谦逊并不多见是个事实。他并不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具有非凡的魅力，但在他到来的时候丹妮斯在感情上已十分脆弱，她相信自己的祈祷全在他身上应验了。要不是这样，他的自负就会死于营养不良。其实，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人去恨对士气十分有利。”
照例，弗朗索瓦的社会观察切中要害。
大家在等我回来，都没有睡觉。他们准备了当地产的圣乔治牌啤酒，某个大方的人还把最后四分之一瓶免税威士忌贡献了出来。
他们一个接一个走上前来和我拥抱，只有一个健壮的大个子除外。他只是伸出只猿猴般的手，用十足的澳大利亚口音介绍了自己。
“小杜格·梅特兰。”他宣称道。（好像我有可能认识老杜格·梅特兰似的）“太遗憾了你受伤时我不在，老兄，”他“谦虚”地说，“不然我可以当场给你医治。”
“啊，”我问道，“你是脑外科医生吗？”
“不是，是矫形外科。不过我对脑袋很熟悉，从我所听到的，你的伤不算重。不管怎么说，老兄，欢迎你加入进来。”
等等，我心里在想，这话该我说。是不是他现在觉得自己比我先来这里？弗朗索瓦想必把候补名单挖了个透才找到了这么个角色。
看见大家真高兴。连沉默寡言的马尔塔也给了我大大的一个吻，艾达也是如此。我给她买了香水，她特别感动。
然而我还是做到了从苏黎世旅行几千英里，而没有去想在终点真正等待着我的是什么。
我不在期间，弗朗索瓦没有改变宿舍安排。他们给了我一个电筒，吉勒斯帮着我把东西拿到了11号棚屋。他把我送到门口就走了，我独自进到屋子里。室内有一股霉味，不过可能以前一直就有。我过去住在这里的时候，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种气候上的细微特点。
我用手电照了照床，床上一条浅色的床单，叠好的毯子放在脚头，铺得很整齐。仅仅3个月前我们还一起在此做爱，而现在我却孤零零地独自一人，好像她从来没有存在过。我身不由己地来到当时匆匆为我们做成的衣柜旁，拉开了右边的抽屉。我的衣服和我离开前一样，原样未动地放在里面。我拉开了左边的抽屉，她的衣服也在里面。消失了的只是她的心跳，她的声音，她这个人。
今晚我将怎样在此入睡？
回答是——很难。
我不在期间，组里的人际关系有了新发展。看来，我们的澳大利亚同事是带着比他的自满更为强烈的权利感加入到我们中间来的。他几乎立即就开始游说，为自己和丹妮斯争取11号棚屋。（“见鬼，”他争辩道，“那地方空在那里，他们两个人谁也不会再回来了。”）
弗朗索瓦的回答是：“等我相信他们不会回来之后，我再考虑重新分配的事。”
小杜格·梅特兰初来时被分配和可怜的吉勒斯同住。至少这造成了一种文化冲突。在他和丹妮斯热情高涨之时，好像总是挑最不方便的时候让吉勒斯离开，或者用杜格的话说，“去找你那宝贝渡渡鸟去”。
我立刻提出搬回我的老地方去，但弗朗索瓦很坚决。
“这样做不能给那个澳大利亚人任何教训。不过如果你真想帮助吉勒斯，要是你让他到11号来和你同住就太好了。”
“没问题，”我说，“我不愿意让那个大洋洲的家伙得意。”
结果是，双方都认为自己胜利了。弗朗索瓦私下对我说，这是当好领导的秘诀之一。
自然，要给吉勒斯清出衣柜来。这就使弗朗索瓦有权利把西尔维亚的东西分发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
没有多长时间，我就重新适应了那一套常规。病人不同了，但得的病没有变，仍旧有如此多的不必要的痛苦。
我们的许多病人仍在死去，而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本可以当场给他们治疗，他们回去后还可以长久地活下去。
一天晚上，我们坐下吃晚饭前，弗朗索瓦把我挤到一边对我说：“对了，马特，明天是星期二。”
“很高兴听到这一点——特别是因为今天是星期一。如果明天不是星期二，我就要担心了。”
“得了，马修，你知道莫里斯和我每个星期二下午要干什么。”
“啊，对了。”我突然记起来了。“是白内障手术日，对吗？”
“对，我希望你来帮我们。”
“你这种手术做了也许都有一千次了，从什么时候开始需要起帮手来了？”
“从这以后。”他把手伸在我面前，我清楚地看到指关节部肿了。如果不是最近肿的，那就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看来情况不妙。
“可能是什么问题？”我问，同时礼貌地给了他保留他不想讲的细节的可能。
“来吧，马修，诊断一下。看上去像风湿性关节炎，实际上也是。”
“啊，真糟糕。”
“没关系。我已经有了时间去习惯这一点。幸运的是，我喜欢教书，坦白地说，我已经在盼望看到巴黎明亮的灯光了。同时，在这里也有现成的解决办法。”
“什么办法？”
他看着我的眼睛，笑着说：“你，我的先生。从明天起你开始接受训练，好接替我做白内障手术。”
“杜格不会喜欢的。”我说。
“哦，我也不喜欢杜格，所以我们两清了。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手术，我们的组织向来训练非外科医生专门做这一项眼科手术。别担心，不会让你做角膜移植之类的事的。”
我不知道应做出什么反应。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我知道对于像弗朗索瓦这样的人，做出这个决定肯定是十分困难的。
“马修，你为什么一副难过的样子？”他责备道。
“呃，我知道这可能使你吃惊，可是我实际上很喜欢你。”
“谢谢，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告诉别人。我不愿失去我的形象。”
“见鬼，没有你我们怎么办？”我说。
“会办得很好，我想。你会成为第一流的领导的。”
那晚，我脑子里带着完全不同的思绪回到棚屋里。前一天我还在为自己难过，今晚我有更有意义的事要想：
为弗朗索瓦难过。
白内障可能是世界上致盲的最大原因，也是造成最大工作量的疾病……此病在不发达世界的盛行可能与高日照水平有关……
我无法入睡，便溜达到那空空的饭厅，热了一杯头晚剩下的带咸味的咖啡，开始为我即将从事的手术阅读材料。
在厄立特里亚这类地方，白内障的发病率至少是欧美的20倍。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哪一支称职的到未开化地区去的医疗队会没有一名有能力的（哪怕没有获得执照）外科医生的原因。
次日，弗朗索瓦又是那副粗暴尖刻的老样子了，没有一丝自怜。我敢说，他意识到我正用新的眼光在观察他，不仅把他作为一个医生，而且作为一个领导在研究。正是在力图想像这工作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才明白他的任务是多么令人难以相信地困难和复杂。
就手术本身而言他没有说错。整个过程用了也就30分钟，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切口并不复杂，但要求很精确。尽管如此，在我协助他的过程中我开始明白，弗朗索瓦为什么自己决定退下来，这使我更加尊敬他。
下一个星期二，我用自己的双手使5位盲人复明。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经历。一位老人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孙辈们。一个妇女看到了她长大成人的儿子，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想想看，弗朗索瓦做手术时，每一个星期都能有这种经历。我无法压下这个想法：他不能再继续从事这一工作，会感到多么难�